（按：方励之教授已于一月二日抵达TUCSON，开始他在亚历桑那大学的任教。）
“远见”杂志要我交一篇回忆，以供它的读者能了解一点我的经历。其实，虽然岁月过去了几十年，但是经历却并不复杂，甚至相当地单调，重复，“循环”。我之所以选择了以下的一篇，理由就是，它的一句结语，三次有效。这句结语是：
“在大跃进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那是三十三年前，即1958年的事，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教物理。
十四年后，即1972年，这句结语再度生效。那一段的经历是：
“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
又过了十九年，即今年，1991年，这句结语第三次适用。过几年，如果有必要回忆今天的经历，又会写成：
“在……失败的前夕，我离开…，来到…大学，教物理。”
一个公式，三次“显灵”，一句结语似乎成了一句“谶语”。
三次来到大学，是一样的。
三次离开“劳动改造”或者“阶级斗争”的场所，是一样的。
三次讲的物理，当然更是一样的。今天我讲的课，同1986年底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的最后一节课完全一样。不同的一点只是，五年前是用我和李淑娴写的一本书的中文版作为学生的参考书，现在则是用它的英文版。
三次失败，前两次已经是历史了。第三次的……，最终将填上哪几个字，似乎还有待时日去决定。但是，八，九月间被苏联人扔进了垃圾堆的一批“伟大”人物的雕像，已经给……规定了一个下限。
许多朋友判断，事不过三，“失败教物理”一式，不会有第四次了。根据是，物理也许还有得可教，但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等都已经被扔进了垃圾堆之后，还有甚么东西可供失败的？或者，还有哪一个有雕像的“伟大”人物可供扔的？
事不过三，也许真是一条灵验的经验和哲理。不过，我更相信，它的灵验绝对是靠人的努力才有保证的。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将来才能写下将来想写的回忆。
摘自《远见》1992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