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06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１９６９年５月到８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１９６８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１９６９年５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净洁。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向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可以真正地看到。

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１９７０－１９９０）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

◇　下迁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１９６９年８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１９３７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９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中国科学技术大也要迁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没头苍蝇，向北京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州，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

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１９７０年１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的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

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３８２A．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地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　矿井下的生活

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２００６）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质量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５５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公尺，第二层深三百多公尺。坐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公尺，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甚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黑的。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 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了矿下的场景。

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的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公尺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的死亡率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　抓５１６

１９７０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１９６８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５１６分子’。如何定义５１６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子，现在要抓的是第５１６号。１９８０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５１６－……，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５１６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１公尺长２。５公尺，车辕约１。３公尺，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直到８０年代在合肥的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５１６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那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的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５１６，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虐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虐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血也是反动的，以致虐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５１６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５１６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亵渎和批斗。

八公山下的死亡，鲜血，狗，最终驱策我走向了天体物理。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避开世间的污秽，使灵魂找到一片静洁之地。

◇　广义相对论

矿区没有书读，除了毛书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是：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条“哲学”，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创，找不到马克思，列宁的出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个反例。１９２２年，俄国内战正酣，乌克兰陷于混战。白军，红军，无政府主义帮派轮番上台。一天，奥德萨的数学教师Igor　Tamm去郊区买鸡吃，被一派怀疑为另一派的奸细，抓了。审问者问：“你为什么反对祖国乌克兰？我们要处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教数学的。”审问者：“数学？那好，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答不出来，就毙了你：一个Maclaurin级数在第n项被截断，带来的误差是多少？答！”当然，Tamm逃过了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学生，大概都念过Tamm的“电学原理”。他在１９５８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化大革命前还来过中国。我怀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奸细”，那个Maclaurin级数，是否还能帮他逃过劫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夹带了一本朗道（L.Landau）的《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与Maclaurin级数类似，是禁读的。不过，５１６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的劳动之后的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彭加勒（H.Poincare　１８５４－１９１２）曾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物理理论（朗道语），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多次教过广义相对论。今年，我的课又是广义相对论。我每每想起，是广义相对论唤起的心灵之美陪我渡过了八公山的下肮脏、丑陋和蛮横，渡过了３９度的酷暑、５１６的血腥、受虐者魂灵的呻喂……。我通过了再教育。

（２００６年４月，Tucson）

     据说导演深作欣二是日本殿堂级的导演，老师的扮演者北野武更是日本电影中的“暴力宗师”。电影看得不多，不清楚他们更多的事情。但只是这一部电影，就足以让人记住这样的两个名字。

这是一部震撼的电影。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了。就感官来说，这部电影很血腥，但是属于那种唯美式的血腥，除了血，没有其它的。但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暴力片的范畴了，虽然有大量的血腥与死亡，但是暴力从来都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红色鲜血衬托着洁白的人性与黑暗的罪恶，就我的理解，它讲的是人性，或者说，它在探寻人性的本质。

在这里讲了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而不仅仅是“日本人”。虽然先天的岛国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感促进了这部电影的诞生。能想出这样一个变态的故事，同时表达这样传统而深刻的主题，而且表达得如此的震撼，大概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样的心理潜质了。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什么能改变人的本质？或者说，什么能够摧毁人性？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是不能不承认，人的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不论从道德上或者精神上。我们究竟把生命放在怎样的一个高度？凌驾于人性之上？当生命消逝时，人性也会随之瓦解？
人的本性与生存是矛盾的，矛盾的结果是善与恶。

关于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这样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从古中国、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一直到现在。弗洛伊德说，自我调节者道德的超我与本能的本我。的确如是，本我往往被淹没在更高级的精神活动中，多数人往往忽视了自己心中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域。一般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超我更多的被社会规律所要求。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概也只有在影片中所述的极端的情形下才能真实的表现出来。生存的本能在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强烈了，任何形式的伪装都显得愚蠢。逐渐消耗的生命给人的本性一种最终的解脱。或者说，没有几天就要死了，装给谁看呢？毕竟伪装也是一件需要消耗精力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局面，可以说学生们展示了人性所有的可能。

一开始就有人选择了死亡。小川櫻和无助的山本和彥一起跳下了悬崖。倉元洋二和矢作好美剛双双吊死。或许是由于对社会和自己所处境地的绝望，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善良的本性超过了生存的本能。他们只是不想参与到这个残酷的“游戏”中，他们不想杀人。能和喜欢的人死在一起，他们的解脱是一种幸福。这样的懦弱就注定不能在竞争的时代生存？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还有比这更加坚强的性格吗？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人性中有恶的一面吗？不少的同学在重压之下心理长生了变异，已经不能成其为人了。元淵恭在斜坡上念着公式向七原和典子射击，说他想生存着回去上好大学。那种形象令人不寒而栗：教育可悲的牺牲品。一味的死读书让他在目标破灭的时候终结了残留的人性。可以说，那些为了生存颤抖着双手杀戮的人，已经变成了野兽，是人性的遗迹让他的手颤动着。生存的本性是恶的，就像光子的遗言“我只是不想坐以待毙”；但是这种恶被善牢牢地包裹着，就像是北野雪子和日下友美子对“团结和平”的呼喊，就像是灯塔的一群人的互助，就像是三村（电脑高手）等三人的合作——期待着一起活着离开。

川田说，脱出游戏的方法是立刻自杀，做不到就别相信任何人！可是实际上他一直相信着身边的“望远镜小姐”典子和“堡盖先生”七原。这是一种经受的了考验的信任。与之相对的，是灯塔的惨剧。表面上大家都很相信对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的本能还是在“善”的包围中透出一丝气。每个人的心中其实还是相当的紧张、不信任。是人性强迫着他们自己相信了身边的人。这种信任很脆弱，一经触发就迅速的瓦解了。枪林弹雨中闪现的是少女的绝望与期待。

人性是好的，但是非常的脆弱。这超越了坚强的范畴。川田章吾可以说是影片中设立的典范。

很喜欢电影中几段朦胧的爱情，准确的说，是高中生中初恋的喜欢。贵子在临死前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杉村，在血泊中幸福的死去。杉村不顾自己的安危，就为了找到喜欢的琴弹。找到了，却死在了她手中，临死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留下不知所措的琴弹。两个悲剧收场的“爱”。他们都还太年轻，应该还不懂得“爱”，但这种美好的情感却能在这里扎根并产生一种魔力。爱的本能吧。

光子是电影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人。或许有人会认为她是那种天生的杀人狂，但是她不是，不像像桐山和雄。临死前她说“我只是不想坐以待毙”。她童年的不幸决定了她悲剧的性格。心理学中关于儿童成长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她的家庭是不幸的，没有见到她的爸爸出场，她的妈妈很懦弱，为了钱把她交给了一个由恋童癖的中年男子。这件事本身就在她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使得她性格孤僻。但是她天生有很坚强，甚至自己把猥琐的中年男人推下了楼梯。这就造就了她“不愿意坐以待毙”的生存哲学，自己的事都靠自己去争取、去做，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因而她也比较孤僻。在反复出现的篮球赛的镜头中，她是唯一一个不高兴的人，好像这件事和她就没有关系。其实也真的没有。光子的悲剧性格来自社会。正如七原所说，我不相信成年人，他们想分开就分开、想出走就出走。社会的动荡形成了孩子们的悲剧。他们看不起大人，为了一场篮球赛集体罢课、刺伤了老师而且玩得很开心。

老师北野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很容易被认作是一个心理变态或是分裂的人，真正的疯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可怜的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他的家庭没有丝毫的幸福。女儿叫他叔叔，对他没有丝毫的尊敬。他曾经是一位教师，可是学生不喜欢他的课集体不上，还有学生拿刀向他刺去。这个时代彻底疯狂了，于是他无奈的跟着疯狂。其实他很想好好的做一个普通的人，有家庭的温暖、工作的愉快。对于这些学生，其实在内心深处，他是不忍心让他们就这么死去的。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他一直固执的独自享用的曲奇饼干怎么看都像是学生在车上传者吃的那一包。最后不让士兵检查，射向七原和典子的水枪还有出现在树林给典子撑着伞并问候七原，这些其实都是他内心深处对这些孩子的关心的无意识的体现。他对典子的好感，应该是把这个温和的学生当作了理想中的自己的女儿。最后他做广播体操的片断有些匪夷所思，他做操的认真更是难以理解。其实他何尝不希望后面有一堆的学生和一起锻炼身体呢。

典子谈到自己的梦的时候说：“可是北野他看起来很寂寞啊”。这句话说出了一个真实的北野。在他那不动声色的表情下，隐藏着一颗落寞的心。

它给出四种命题并且进行了证明：我们可以相信所有人；我们可以不相信所有人；我们只能相信有些人；我们完善自己，无所谓相信不相信。他们都是对的，但是方式不同。

电影的音乐很不错。尤其是广播进行前的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与拉德斯基进行曲），设计得尤为精妙。很有些《发条橙》中运用贝多芬的感觉。

画面是一个奇迹。各种风格的画面突兀的衔接在一起，更加增强了电影的震撼力。岛上的残酷的暴力、暴力偶尔的安静和谐、往事与梦境的重现，电影的所蒙太奇语言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喜欢贵子跑步那一段了。阳光、清晨、运动的少女、骑车跟在后面的帅哥、不经意间的一生的约定……这种唯美随便放在哪部青春的爱情电影中都不显得逊色。可是它却出现在了这个最残酷的互相残杀之间。观众在被震撼之余，只能无语了。

这是一幕悲剧，关于时代，关于人性，关于每个人内心中的纯洁与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