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
我最后一次见到管惟炎教授是2002年4月，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畅谈一晚。他还是他的风格，沉稳、低调、严谨、有分寸、少有激发。说话平直简短，偶有冷幽默。管惟炎教授的专精是低温物理。他的言谈行事也颇具低温属性。
我和管惟炎教授的第一次接触也是由于低温。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工作大半都停顿了。以研究凝聚态为主的物理研究所解散了它的理论研究室。但阴差阳错，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室，13室，其课题是探测引力波，与凝聚态物理几乎全无关系。这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成立13室的原本目的是应中央当局的要求开展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批判”。但后来13室演变成了一个免于政治风暴的避风港。它以批判为名而行研究之实。我当时在科技大学，认识几个13室的朋友，他们请我去讲过广义相对论。1972年夏，管惟炎找我，在北京，在他家。他当时是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说想调我到物理所工作，因为13室没有人做引力波理论。他本人也有兴趣这个项目，因为低温环境是引力波探测所必需的。引力波实验室大都有低温物理学家参加，甚至为首。调动没有成功.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很正常。后来，引力实验项目也撤消了。
管惟炎教授再一次找我是在12年后，1984年暑期。这次是在合肥，在我的科大宿舍。他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作他的副手负责科大的行政事务。这是我和管惟炎教授在科大共事之始，直到1987年1月12日，我们被当局通令免职和撤职，共历时二十八个月。这期间，科大仍是党委负责制，即党委决策，校长执行。然而，中央几次试图任命科大党委书记，都没成功。被任命者都不愿来安徽合肥（太偏僻了）。一拖再拖。结果，在长达二十八个月中，科大居然一直没有党委书记。管惟炎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校之长，实行了实质上的校长负责制。
学校事务不是物理，不过，“低温”却是治校的一个中心。当局规定，管理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降低学生的温度，保持校园无燥音。那时候，每隔不长的时间，中央就会下达一个文件给各大学校长，其中列举发生学潮的大学。凡被该文件通报的学校，就如同发生过火灾一样，是降温防火不力的记录。1985年全国共有五十几起大学闹事事件被通报，平均每周一次。此期间，科大保持零记录。降温防火的标准方法之一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当时的各大学，每一班或几个班学生配备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负责政治思想、掌握情绪、汇报动态。科大也如此。然而，管惟炎担任科大校长后，第一项学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且，允许学生办小报。最多时，小报有十几种。当然，最受鼓励的是各种水平的学术报告。参加的师生之多使不少学术报告要在特大教室（水上报告厅），甚至大礼堂举行。
无须政治辅导员的汇报，管惟炎对学生的动态也是很了解的。因为，管惟言也上课，带研究生，与学生有经常的接触。另一个经常接触学生的机会则是吃饭。管单身在合肥，没有雇保姆做饭。平时全在食堂就餐。不是特灶，而是同学生在一个食堂，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当时科大食堂不但没有剑桥牛津式的 high table,就连桌椅也没有。就餐者，无论学生、教师、或校长，均托钵站立而食。在食堂里，不难见到管惟炎与学生围在一起共餐，举钵论道。这似乎有失大学“观瞻”，但确是科大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失“观瞻”的共餐论道也有过一次。1985年10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科大校长在12月9日前夕以茶点招待学生。原因是，那年从《9.18》纪念日开始，北大学生就“骚动”不断，并四处串联，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12.9》抗日学生运动。虽然《12.9》是正统的中共纪念日，学生自主的纪念活动则令中央当局十分紧张。故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时举办娱乐茶点活动，招待活跃分子，分散注意力，消除不稳定源。凡是中央愈感到吃紧的学校，招待的范围就愈大。科大并不是中央担心的重点（党委书记都没有委派）。但也由管惟炎校长在12月7日招待了一百多位学生活跃分子参加茶点恳谈会。遵照上级指示，特意为恳谈会佈置了一个餐厅，有桌有椅，以示中央对学生的关心。餐后,大家戏称之曰:“中央吃紧，学生紧吃”。的确,“吃紧紧吃”法在科大只能引起一笑，因其效用不抵管惟炎教授在学生食堂排一次队。所以，此法后来再也没用过,那怕当科大成了中央的最“吃紧”的时候，即1986年底的学潮的时候。
1986年11月30日科大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不满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要求按照选举法接受学生选民的提名。12月初，大小字报迅速增加。5日下午，科大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随后引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这时中央猛地想起还没有任命科大党委书记呢。于是，火速任命，并派中央专机从北京径直送来合肥。随后，管惟炎的校长被免职。再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免职。前后为时一个月。对这个事件，已有很多报道和记述。在一个月里，管惟言教授到底做了些什么？
根据我的日记，从小字报一出现，管惟炎教授就一直在与学生沟通，他认为学生的诉求合理，但劝说学生不要上街，选举问题可以在校内解决。一直到5日的早晨，管惟炎教授仍在他的宿舍劝说学生。劝导不成后，他要求组织游行的学生务必将上街路线告知合肥的交通警察。这一点，学生做了。合肥市交警也接受了，并派出警察沿途维持秩序。游行无事故。
在与学生沟通的同时，管惟炎教授还同安徽省党政当局沟通，解释学生诉求的合理性。所以，游行后，安徽省当局公开答复学生：游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科大学生的游行是合法的。同时，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也全盘接受了学生的意见，重新提名，尊重学生的提名。到5日晚，学生的情绪渐趋平静。校园虽还热闹，但话题转入候选人提名（数百名合法的被提名者，都用大字报召告）。所以，游行后第二天，12月6日，管惟炎即认为校园里不会有大事，转而去参加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在会上，管惟炎教授被选为安徽科协的新一任主席。在校内，上课、科研、例行会议等照常进行，一切有序。12月9日（又是《12.9》!），管惟炎还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不实报道。
科大学生再度走出校园是为上海学生打抱不平。上海学生12月17日首次上街，他们也要求上海当局承认他们的游行合法。但是上海当局没有象安徽省那样做，而是于12月19日请晨以警察武力驱散学生。消息传到合肥，科大学生急速升温，于12月23日再度上街，声援上海同学。从当日下午开始，科大学生涌向合肥市政府广场（合肥市区仅有的广场）。学生要求安徽当局公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动。安徽当局拒绝了，理由是，安徽省不具有公开谴责上海市的权力。学生坚持不散，开始在市府广场静坐。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事态开始紧张。晚上10时左右，中共安徽省委来电话，点名要求管惟炎和我从速处理此事。管惟炎和我当即商定，去广场。
我们到广场的时候，学生领袖和一部分学生已经占据了市府大楼的东边。市府负责人还留在西边。形成对持僵局。管惟炎和我穿梭于东西之间，传话、沟通、说服、谈判。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学生和安徽当局终于达到妥协：1，合肥市府将科大学生的抗议转达上海当局；2，科大学生结束静坐。市府负责人和学生领袖都要求管惟炎和我向学生宣布这一结果。当时广场上仍是一派激情场面，口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然而，当管惟炎和我简短宣布了双方的妥协结果，呼吁“请大家返校”后，上千静坐的学生竟齐刷刷地同时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学校方向退去。“危机”化解了，时间已是24日的凌晨。这是管惟炎和我的共事的两年多中，最艰难而兴奋的一夜。
那时，管惟炎教授还有另一个兴奋点—高温超导体。那年的12月正是超导临界温度几乎日日刷新记录的一个月。那个月的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的主题当然多是与学生工作有关。可是，各个会议（除了少数秘书，会议成员皆理工出身）的开场常常是由管惟炎主动地、兴致勃勃地通报高温超导研究的最新结果。学生议题反而成了第二个。静坐结束之后的第一天，适逢圣诞日。科大举行了两场校级活动。下午是校学术报告会，管惟炎教授没有正式的报告，但即席简短介绍了高温超导体的新进展。晚上是圣诞节联欢会，有声乐器乐节目，也有中外（籍）教师的即兴。后来这也算是管惟炎的失职事件之一。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一所大学敢公开在圣诞夜举办联欢，并由校长亲自坐镇。
圣诞之后，科大恢复了平静。我于12月31日离合肥飞北京开会。管惟炎嘱我会完后立即回校，讨论1987年的工作。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1987年第一号文件于1月2日下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启幕。第一个措施即改组科大。1987年1月6日，管惟炎电话告我：“不用回合肥了。”这是我们在科大合作的最后一句话。
再遇到管惟炎教授时，已是1990年夏天，在英国剑桥。他讲起为什么要我“不用回合肥了”。他离开科大那天，有很多的学生和教师聚集在合肥火车站，想为他送行。当局如临大敌,惟恐学生在火车站闹事。结果，当局没有让他在合肥上车，而用汽车走另路，把他运到蚌埠后，再上火车。所以，他说：“当局是不可能让你回去的，你也会被拦截在蚌埠。”
又是十年，故事又是蚌埠。在新竹清华的最后一晚，管惟炎讲起，2001年春节，他从台北去上海探亲。途经合肥，居然闯进了科大，看见了当年低温物理的同仁。然而，当他乘火车离合肥去上海时，被国安人员在蚌埠车站截下。被扣三天，国安人员要他提供科大学生中活跃分子（国内的及国外的）的姓名。他没有合作。结果，不准他去上海，勒令立即离开大陆。国安之所以在蚌埠动手，而不在合肥，原因同1987年一样，怕激起学生教师的愤怒。14年了，仍然如临大敌。哀哉。 （这个比较搞笑，哈哈）
不动声色的管惟炎说到此处依旧声色不动，緩緩的，低温的，坦然的，淡泊的。
窗外，物寂人稀。窗内，老友相逢相聚，任凭时间均匀地流逝…
这就是我最后见到的管惟炎教授。
为管惟炎教授纪念文集而作。
2004年1月3日于Tucson,Arizona
我最后一次见到管惟炎教授是2002年4月，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畅谈一晚。他还是他的风格，沉稳、低调、严谨、有分寸、少有激发。说话平直简短，偶有冷幽默。管惟炎教授的专精是低温物理。他的言谈行事也颇具低温属性。
我和管惟炎教授的第一次接触也是由于低温。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工作大半都停顿了。以研究凝聚态为主的物理研究所解散了它的理论研究室。但阴差阳错，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室，13室，其课题是探测引力波，与凝聚态物理几乎全无关系。这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成立13室的原本目的是应中央当局的要求开展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批判”。但后来13室演变成了一个免于政治风暴的避风港。它以批判为名而行研究之实。我当时在科技大学，认识几个13室的朋友，他们请我去讲过广义相对论。1972年夏，管惟炎找我，在北京，在他家。他当时是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说想调我到物理所工作，因为13室没有人做引力波理论。他本人也有兴趣这个项目，因为低温环境是引力波探测所必需的。引力波实验室大都有低温物理学家参加，甚至为首。调动没有成功.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很正常。后来，引力实验项目也撤消了。
管惟炎教授再一次找我是在12年后，1984年暑期。这次是在合肥，在我的科大宿舍。他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作他的副手负责科大的行政事务。这是我和管惟炎教授在科大共事之始，直到1987年1月12日，我们被当局通令免职和撤职，共历时二十八个月。这期间，科大仍是党委负责制，即党委决策，校长执行。然而，中央几次试图任命科大党委书记，都没成功。被任命者都不愿来安徽合肥（太偏僻了）。一拖再拖。结果，在长达二十八个月中，科大居然一直没有党委书记。管惟炎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校之长，实行了实质上的校长负责制。
学校事务不是物理，不过，“低温”却是治校的一个中心。当局规定，管理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降低学生的温度，保持校园无燥音。那时候，每隔不长的时间，中央就会下达一个文件给各大学校长，其中列举发生学潮的大学。凡被该文件通报的学校，就如同发生过火灾一样，是降温防火不力的记录。1985年全国共有五十几起大学闹事事件被通报，平均每周一次。此期间，科大保持零记录。降温防火的标准方法之一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当时的各大学，每一班或几个班学生配备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负责政治思想、掌握情绪、汇报动态。科大也如此。然而，管惟炎担任科大校长后，第一项学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且，允许学生办小报。最多时，小报有十几种。当然，最受鼓励的是各种水平的学术报告。参加的师生之多使不少学术报告要在特大教室（水上报告厅），甚至大礼堂举行。
无须政治辅导员的汇报，管惟炎对学生的动态也是很了解的。因为，管惟言也上课，带研究生，与学生有经常的接触。另一个经常接触学生的机会则是吃饭。管单身在合肥，没有雇保姆做饭。平时全在食堂就餐。不是特灶，而是同学生在一个食堂，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当时科大食堂不但没有剑桥牛津式的 high table,就连桌椅也没有。就餐者，无论学生、教师、或校长，均托钵站立而食。在食堂里，不难见到管惟炎与学生围在一起共餐，举钵论道。这似乎有失大学“观瞻”，但确是科大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失“观瞻”的共餐论道也有过一次。1985年10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科大校长在12月9日前夕以茶点招待学生。原因是，那年从《9.18》纪念日开始，北大学生就“骚动”不断，并四处串联，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12.9》抗日学生运动。虽然《12.9》是正统的中共纪念日，学生自主的纪念活动则令中央当局十分紧张。故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时举办娱乐茶点活动，招待活跃分子，分散注意力，消除不稳定源。凡是中央愈感到吃紧的学校，招待的范围就愈大。科大并不是中央担心的重点（党委书记都没有委派）。但也由管惟炎校长在12月7日招待了一百多位学生活跃分子参加茶点恳谈会。遵照上级指示，特意为恳谈会佈置了一个餐厅，有桌有椅，以示中央对学生的关心。餐后,大家戏称之曰:“中央吃紧，学生紧吃”。的确,“吃紧紧吃”法在科大只能引起一笑，因其效用不抵管惟炎教授在学生食堂排一次队。所以，此法后来再也没用过,那怕当科大成了中央的最“吃紧”的时候，即1986年底的学潮的时候。
1986年11月30日科大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不满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要求按照选举法接受学生选民的提名。12月初，大小字报迅速增加。5日下午，科大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随后引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这时中央猛地想起还没有任命科大党委书记呢。于是，火速任命，并派中央专机从北京径直送来合肥。随后，管惟炎的校长被免职。再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免职。前后为时一个月。对这个事件，已有很多报道和记述。在一个月里，管惟言教授到底做了些什么？
根据我的日记，从小字报一出现，管惟炎教授就一直在与学生沟通，他认为学生的诉求合理，但劝说学生不要上街，选举问题可以在校内解决。一直到5日的早晨，管惟炎教授仍在他的宿舍劝说学生。劝导不成后，他要求组织游行的学生务必将上街路线告知合肥的交通警察。这一点，学生做了。合肥市交警也接受了，并派出警察沿途维持秩序。游行无事故。
在与学生沟通的同时，管惟炎教授还同安徽省党政当局沟通，解释学生诉求的合理性。所以，游行后，安徽省当局公开答复学生：游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科大学生的游行是合法的。同时，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也全盘接受了学生的意见，重新提名，尊重学生的提名。到5日晚，学生的情绪渐趋平静。校园虽还热闹，但话题转入候选人提名（数百名合法的被提名者，都用大字报召告）。所以，游行后第二天，12月6日，管惟炎即认为校园里不会有大事，转而去参加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在会上，管惟炎教授被选为安徽科协的新一任主席。在校内，上课、科研、例行会议等照常进行，一切有序。12月9日（又是《12.9》!），管惟炎还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不实报道。
科大学生再度走出校园是为上海学生打抱不平。上海学生12月17日首次上街，他们也要求上海当局承认他们的游行合法。但是上海当局没有象安徽省那样做，而是于12月19日请晨以警察武力驱散学生。消息传到合肥，科大学生急速升温，于12月23日再度上街，声援上海同学。从当日下午开始，科大学生涌向合肥市政府广场（合肥市区仅有的广场）。学生要求安徽当局公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动。安徽当局拒绝了，理由是，安徽省不具有公开谴责上海市的权力。学生坚持不散，开始在市府广场静坐。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事态开始紧张。晚上10时左右，中共安徽省委来电话，点名要求管惟炎和我从速处理此事。管惟炎和我当即商定，去广场。
我们到广场的时候，学生领袖和一部分学生已经占据了市府大楼的东边。市府负责人还留在西边。形成对持僵局。管惟炎和我穿梭于东西之间，传话、沟通、说服、谈判。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学生和安徽当局终于达到妥协：1，合肥市府将科大学生的抗议转达上海当局；2，科大学生结束静坐。市府负责人和学生领袖都要求管惟炎和我向学生宣布这一结果。当时广场上仍是一派激情场面，口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然而，当管惟炎和我简短宣布了双方的妥协结果，呼吁“请大家返校”后，上千静坐的学生竟齐刷刷地同时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学校方向退去。“危机”化解了，时间已是24日的凌晨。这是管惟炎和我的共事的两年多中，最艰难而兴奋的一夜。
那时，管惟炎教授还有另一个兴奋点—高温超导体。那年的12月正是超导临界温度几乎日日刷新记录的一个月。那个月的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的主题当然多是与学生工作有关。可是，各个会议（除了少数秘书，会议成员皆理工出身）的开场常常是由管惟炎主动地、兴致勃勃地通报高温超导研究的最新结果。学生议题反而成了第二个。静坐结束之后的第一天，适逢圣诞日。科大举行了两场校级活动。下午是校学术报告会，管惟炎教授没有正式的报告，但即席简短介绍了高温超导体的新进展。晚上是圣诞节联欢会，有声乐器乐节目，也有中外（籍）教师的即兴。后来这也算是管惟炎的失职事件之一。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一所大学敢公开在圣诞夜举办联欢，并由校长亲自坐镇。
圣诞之后，科大恢复了平静。我于12月31日离合肥飞北京开会。管惟炎嘱我会完后立即回校，讨论1987年的工作。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1987年第一号文件于1月2日下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启幕。第一个措施即改组科大。1987年1月6日，管惟炎电话告我：“不用回合肥了。”这是我们在科大合作的最后一句话。
再遇到管惟炎教授时，已是1990年夏天，在英国剑桥。他讲起为什么要我“不用回合肥了”。他离开科大那天，有很多的学生和教师聚集在合肥火车站，想为他送行。当局如临大敌,惟恐学生在火车站闹事。结果，当局没有让他在合肥上车，而用汽车走另路，把他运到蚌埠后，再上火车。所以，他说：“当局是不可能让你回去的，你也会被拦截在蚌埠。”
又是十年，故事又是蚌埠。在新竹清华的最后一晚，管惟炎讲起，2001年春节，他从台北去上海探亲。途经合肥，居然闯进了科大，看见了当年低温物理的同仁。然而，当他乘火车离合肥去上海时，被国安人员在蚌埠车站截下。被扣三天，国安人员要他提供科大学生中活跃分子（国内的及国外的）的姓名。他没有合作。结果，不准他去上海，勒令立即离开大陆。国安之所以在蚌埠动手，而不在合肥，原因同1987年一样，怕激起学生教师的愤怒。14年了，仍然如临大敌。哀哉。 （这个比较搞笑，哈哈）
不动声色的管惟炎说到此处依旧声色不动，緩緩的，低温的，坦然的，淡泊的。
窗外，物寂人稀。窗内，老友相逢相聚，任凭时间均匀地流逝…
这就是我最后见到的管惟炎教授。
为管惟炎教授纪念文集而作。
2004年1月3日于Tucson,Arizo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