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惟炎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
75岁，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话，管先生可以算高寿。一生中从事过抗日活动、地下斗争、赴苏留学、科学攀登、施政图治、授业育才，无不成就卓然。九天回首，本应该已无缺憾。但突兀的噩耗是这样令人难以承受。哀哉管公！痛哉管公！
其实，管先生与我的个人接触很有限。他担任科大一校之长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在国外，其中只在1985年回来半年。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校领导是在学生食堂，他买了一份饭菜，边吃边和同桌的学生聊天，回答学生提的问题，也谈一点看法，很亲切，很随便。看我是一个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顺口问了几句我的情况，对我在美国的感受颇有兴趣。那时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进竞争、允许选择、价廉物美享誉全国高校，外校来客每每赞不绝口。恰值我国大学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问题管理不善引发高校学潮的事时有耳闻，科大的领导却完全不必为此操心。校长本人天天与学生一样拿着饭票和饭盒挨个食堂转，这个事实提供了问题的答案。
首先在科大校园改革的不仅是食堂。八十年代中期，科大以“二次创建”为口号，上下一致，师生互勉，团结图强，在高校中独树一帜，教学质量誉满中外。锐意改革的办校方针，活跃求真的学术氛围，宽松平等的人际关系，结合前沿的授课内容，热情奋发的求知欲望，构成科大人引以自豪的特色。虽然回校时间不长，我也深受这种气氛的感染，总觉得生逢其时其地，敢不尽我所能。我说不清管先生本人为实现这种局面做过哪些贡献，但我相信，那几年是科大最好的时期之一。为此，我感激和怀念管先生。
更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同仁对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们实验室面临生死关头时对我们的鼎力支持，为此他不惜可能牺牲个人的前途。1985年中，正当我实验室的建设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同事突然从可靠渠道得到惊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层决定工程中途止步，缩小规模，只保留直线加速器，上报计委的报告已经拟好，秘不外传。管先生闻讯后十分着急，迅即晋京，遍访院级主要领导，慷慨陈辞，列举工程的意义，力驳种种偏见，说到激动处难免疾言厉色，使对话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对科大关爱备至的严济慈副委员长也为此事奔走。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由于严老、管先生等长者的努力，院领导终于收回成命，我实验室起死回生。这一段往事对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程建设者堪称刻骨铭心。我说过；“我们实验室之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没。”这绝非客套的虚言。
1985年下半年，我第二次访美。次年春节前后，管先生也曾赴美探访我国留美学生，我虽无缘一见，却意外地从我哥哥(当时在Notre Dame大学就读)处听到管先生的消息。知道我们的兄弟关系之后，管先生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对我恐有些过奖，让哥哥颇觉光彩。此后再无机会向管先生提起此事，但我内心一直感谢管先生的勉励。
也是1986年在美国，我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一些杂志（记不清名称了，应该或是国内办的，或是“亲大陆”色彩很浓的境外中文杂志）上读到介绍科大改革成绩显著的文章，有的还是连载，篇幅颇长。我深感与有荣焉，也真为有关宣传部门如此肯定科大的改革而兴奋不已。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言犹在耳，后来的情况竟有那样意外的变化！
事情发生时，我们一群爱国游子忧心如焚，到处收集、查阅各种媒体的报道。还记得，曾苦口婆心劝说同学们停止游行、回校正常上课的管校长，在解职返京之时，为避免出现火车站前数千师生挥泪送别的场景，是在有关单位安排下从蚌埠登车北上的。但还有部分及时闻讯的学生赶到了蚌埠车站。风声萧索，灯影阑珊。泪眼朦胧，默然无语。我能想见，管先生隔着车窗，注视着他衷心热爱的青年学子的身影逐渐远去，听着“管校长，不要走！”的呼喊声逐渐沉寂。管先生当时的心情我无从猜想，但我真想对他说：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以为这样发自内心的爱戴、挽留是无价的。人生有此一幕，可以无愧了。
也许一周之后，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管先生在北京的家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过去。记得管先生的语气平和，只说他的一切都好，在京的工作也有了不错的安排。怕引起不便，也稍觉放心，除了祝他保重，我没有多说话。
以后的事态发展人所共知，各种因素使管先生落脚在祖国的宝岛，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1998年我有机会到台湾，为海外华人物理协会办的加速器物理讲习班授课，曾托一位来听课的清大（台式简称法）学生与管先生联系，失望地得知管先生正在北欧访问，缘悭一面。但我相信，总会有再见到管先生的时候。
令人高兴的是，大概在2001年，管先生终于有机会回到久别的祖国大陆，来到他魂牵梦萦的科大看望，也到了他曾亲手催生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几位老师和我一起陪他参观。当年曾以血汗培育的种籽，今日已长成似锦繁花，看得出管先生深感欣慰，我们几个人也觉得了却一椿夙愿。管先生很愉快，步履坚实，身体还好，性情似更沉稳，话语比过去少些，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大家都不提那段往事，偶尔有些话题会触发某种敏感的联想便立刻打住了，管先生的脸上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凄苦的微笑。走在他身后时，我陡然觉得他的两肩上似乎还挑着一副重担，脑海中不禁浮出一句古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分别时，大家相约再会。星移斗转，春天再度来临，阳光和煦，柳枝初绿，正是万物复苏、充满期望的季节。管先生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我问自己：历史将如何评价管惟炎先生？
他是爱国者。对曾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时奋起抗争的国人，我总怀有特殊的敬意。每当看到听到其他民族抵抗异族侵略的壮烈场面，我总觉得，正是因为我们也有这样不畏强暴的同胞，而不都是永远以“识时务”为准则的奴辈，我们才能毫无愧疚地对外国人说：“我是中国人。”
他是革命者。当年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曾以鲜血在天边绘出一抹曙光的颜色。他以优异的学业赢得威望，成为学生领袖，冒着极大的危险，站在追求真理的队伍的前列。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他既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又始终在同学的成绩榜上名列前茅。“又红又专”曾是一代中国青年对自己的要求，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他是科学家。出自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卡皮查教授门下，他在留学期间已不同凡响，多年来在超导物理和材料领域辛勤耕耘，成果斐然。在新中国培养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一位佼佼者，一位领跑的人。
他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几年，兴利除弊，人才辈出，已不用我赘言。几十年间，尽管命运多舛，他足迹所至，到处都留下了芬芳的桃李。
以上诸项，历史都早已承认，有案可查。我却特别想说另外两点。
他是个好人。很多年来有种误区，把人的“好环”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其实政治这事太复杂、太动荡，有时似黄河决堤，泥沙俱下。若论某人的为人好坏，和政治未必有必然关联。有的人心本善良，极有操守，却可能持另一种政治态度；也有些似乎站在同一政治阵营中的人，其实心术不正，道德卑劣。好人是可能有错误的。记得曾与一位我很尊重的物理学家交谈，他对管先生在物理所的一些作法颇有微辞，以为未能摆脱左风的影响，而对我所介绍的管先生在科大的善政略感诧异。我并不奇怪，本文亦不为贤者讳言。这种例子我见过。好人会在某种情境下糊涂一时，被潮流迷失心性，以后知错思改，痛切自责，表现为换一环境后从头做起，幡然图新，泽及一方。管先生来科大以前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并不了解，但我相信他是好人。到科大后的几年间，他责己严、待人宽，以身作则，民主治校，胸怀坦荡，敢于负责，临难不求苟免，决不昧心避祸、卖友求荣。他是好人。
我以为更重要、也坚信的是另一点，管先生的名字将被历史归入与上面都不同的一个专集，与我们民族的若干先贤排在一起。他是一位改革的先行者。
谈起管先生，人们难免有些痛惜，有些酸楚，有人说他的人生具有悲剧色彩。凡是改革的先行者，都有悲剧的一面。打开尘封的史册，这样的例子难道少吗？当年管先生的改革，他对弊端的批评，今天看来早已不足为奇，或许可说还很不够，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活的进步。“某某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已从人间被清除，响彻云霄的口号是“与时俱进”和“与世界接轨”。这就叫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先行者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常常不是改革的受惠者（指物质利益），个人的遭遇有时令人唏嘘。但古往今来，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振兴，为了民族图存，从来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也许一个人的贡献微薄，也许周围的人会淡忘，历史却会记住，社会前进的鸿篇巨制如何由一小步一小步积累而成。英雄事业青史中，英雄名姓青史外。斯人虽去，功德长存。在历史的凯歌声中，不论先行者们身在何方，或者已经魂归天国，他们一定笑到最后，并且将永远地为后人所景仰。
社会改革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已成为谁也不能阻挡的历史洪流.
管惟炎先生，请安息吧。
听说四月二日在新竹的追悼会以后，您的夫人和子女将带您回家，回到首都北京。我和朋友们会来看您。
刘祖平，2003年3月29日，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