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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季羡林接受了一次访谈———杨澜问：“依您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季老先生回答说：“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要更进一步，主要是钱的问题……”(《报刊文摘》2005年4月22日)笔者由此想到了很多。

目前，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等。这样的标准也许不易“量化”，但有一点我却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北大无人得奖则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背负的文化传统太重，新中国成立才半个世纪，时间太短，又是发展中国家，财力太薄，加上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反华心理长期作怪，意识形态歧视严重，得不了诺贝尔奖是自然之事。但是请注意，埃及、印度两国早有人获奖，他们的文化传统重不重？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时间也不过半个世纪多点，可已经拿了12个诺贝尔奖，而且都出在一个大学———东京大学；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了，就这人家还获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就连国力大不如我们的小国如巴基斯坦、阿根廷都能获得诺贝尔奖！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有时充溢了政治偏见，但三大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则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我不知道，在诺贝尔奖一个没有，而且连科学论文、国家技术发明奖都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多年空缺的时下中国，季老先生说北京大学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论据是什么？

2003年媒体曾报道过北京大学的一项改革措施：教师两次晋升不成就解聘，也就是说凡是不能晋升到教授一职的所有教师都将遭到解聘。与北大的这一举措相比，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的：数学界360年没解决的费尔马大定理让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怀尔斯的年轻人解决了，这个年轻人仅32岁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做了正教授后这个人就“消失”了，9年没出文章。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允许他存在，9年以后就出了最杰出的成果，拿了数学上唯一的一个菲尔兹特别奖，这种极高的评价绝对不亚于诺贝尔奖。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纳什，他早年出成果后不久，神经就出了毛病，一病就是30年。难能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把他留在大学里，并多方予以照顾。30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在家人和学校的关爱下，纳什奇迹般地康复了，结果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换到北大，两次晋升不成还解聘，而怀尔斯9年没出文章，他这教授还能干吗？尤其是纳什，神经病30年，如果留到学校，对学校的声誉肯定不会有好处……不能想象，已经到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人本主义时代，北大还在采用机械主义的管理办法。

自从上世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因了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才成了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可是，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并未延续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北京大学已与昔日的北大有了深深的“代沟”。可惜，时下的北大却不敢正视这段惨淡的历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在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6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期，下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谈及中国的高等教育时说：“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在国内被顶礼膜拜的北大、清华，其实在世界大学的排名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复旦大学只能排在300名之后，差距太大了。中国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要走的路还很长。”(《报刊文摘》2003年10月20日)多么让人扫兴的事实啊，北京大学连世界大学的前200名都进不去，季老先生却说北大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老先生德高望重，说出的话却如此矫情，也许正如苏轼诗中所言的那样，老先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当然，清醒者不惟杨福家院士一人。也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专程拜访27岁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他沉默未语。一旁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又说：“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关心学生，第四要学生提高外语水平。”(《报刊文摘》2004年3月19日)依老先生对新旧北大的切身感受，现在的北京大学连解放前的办学水平都达不到，更何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笔者希望北京大学要勇于正视自身的不足，抛弃世俗的浮华，以人为本从学术科研做起，先努力“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再逐渐迎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倘能如此，我们的后辈子孙无须远涉重洋，不出国门就能进世界一流大学深造了。

作者简介：程曜是德国鲁尔大学物理系博士，曾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2002作为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聘为教授。他的这篇文章4月28日首先发表在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人间网上，不几日就在水木清华网站上被转贴。

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法。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大的不相同。我们虽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伦，改变社会现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其时，全世界也正注视着这些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来面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显着的问题就是混乱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的区域发达了，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力，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的机会。只要占住了重要的位置，挡住别人前进，多少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我们可以在清华大门口的街上，看到有些对红灯视若无睹的清华学生，一对对牵着小手闯红灯，悠哉悠哉漫游过街，可以让百辆车子紧急刹车而不以为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训练的新中国一流大学生吗？2003年夏天我回台湾时，遇到了我的老师刘达中教授和作家陈映真。他们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吗？”我的回答如下，城市里的中国人有钱了，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但是要他们为公众利益付出一丁点儿，他们就不愿意了。当这些人没一点共识，没有一点共同价值观时，我们如何称之为中产阶级呢？这种中产阶级如果兴起，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万万无法代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再回到被惯坏的清华学生身上，他们一样具有全世界中产阶级斤斤计较的特性，却又不肯好好学习。总以为考上了清华，就能当总书记了。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总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部份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资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话，好像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措。即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的模棱两可，多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这样子的态度，不正是明证。他们上课，不理会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大都死记最后公式的结果。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表现了两件事：一、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上。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概念。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到祖国后，突然发现中国的现状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虽然教育水准低落，却有欣欣向荣的活力。杜威说生活即教育，让美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也去除欧式教育中的矫揉造作。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意见。事实上，杜威为胡适的老师，正是胡适当年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延续到台湾。而我回祖国后，见到学生的问题，似乎又回到胡适在北京的时代，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现象。当然，我们在台湾对这个现象并不陌生。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问题和演讲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妆饰、和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模糊记忆。竟然有学生辅导员对新生说，你们尽量背，考完就忘记掉，不然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课程。清华大学怎么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扮演大人的角色，在学生内部流传一些不入流也不正确的观念，培养了一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清华的学生还有一个特色。正是因为当年高分考进清华，受到了很大的奖励，从此就对分数特别感兴趣。学生之间，以分数作为一切评价标准，有了高分就高人一等。拿不到高分就去修更多的学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拿不到高分。甚至有大学三年半修了一百八十多学分的例子，平均一个学期二十六个学分。这样的学生，往往对所修习过的课程一无所知。清华大学应该降低必修学分，严格把关控制品质。前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一位北大附中的老师说，现在四月正忙，过几个月学生进了大学就好了，只要交钱就能毕业。言下之意，大学教育不如高中教育辛苦。我想，这个看法在学生之间是普遍的，念高中比念大学辛苦。有的学生不但不认真念书，还敢来恐吓老师。我就碰到几个例子，找了教委来学校关说。清华大学严进宽出，已经是有名的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学校怕学生闹事，多少有点政治紧学业松。这件事再不倒过来做，抓紧学业放松政治，明显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放松人民币汇率和管制，已经箭在弦上，是多久才能完善银行体系的问题，是能忍受多少关税报复才开放的问题。只开放人民的口袋，不开放人民的脑袋。成吗？中共应该有更大的自信，经济发达后，中产阶级检查自己口袋和堵车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就算是八国联军再来犯，不到廊坊已经堵在津京高速路上，进不了北京的。学生也是一样，花脑筋赚钱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已经没有政治的热情了，学校不必太担心，应该好好的抓学业。混文凭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的同学。作为老师的我，千方百计的强迫他们动手，甚至不惜以退学要胁这些学生。我必须承认，即使这样，仍然所获不多，或者面临损坏设备的风险。我们发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背后的原因往往很简单，除了考试，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动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而上观念，根深蒂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动手，由小学到大学一路因循下来。再者，现代的电脑普及，又有很多网路新贵产生。这种弄不坏、不必负责任的玩具，反而给了他们很大的动力。还有，动手的分数通常不好评价，老师会送分。学生花很大劲学习动手，不如一个计算所得数字的成本效益高。老师不重视动手评价，学生当然不会重视动手。系里和老师的研究室里，没有摆满手册和厂商零件目录，学生当然除了玩软的不能玩硬的。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理由，就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在设备不足的情况，才能激发想像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我们不也是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像力和能量。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上学期在期末考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方法，物理学和你所就读的学科方法，有何不同？竟然有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回答，物理有很多要背，生物也有很多要背，非常不容易同时记住。我宁可相信他在和我开玩笑，不然我如何自处，到底是怎么教的。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电脑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更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以，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我们不能再纵容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华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够创造更进步的文明社会，就不配走出清华大门。要让他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需要严格的锻炼。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不只是海淀清华园，而是五大洋五大洲。

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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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陈丹青以辞职形式向中国教育体制表示失望之后，又一位清华教授用文章痛陈了他的不满和哀痛，这次的对象是中国顶级象牙塔内的“天之骄子”们，文章就叫《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

程曜是德国鲁尔大学物理系博士，曾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2002作为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聘为教授。他的这篇文章4月28日首先发表在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人间网上，不几日就在水木清华网站上被转贴，继贺卫方罢招之后，网络上又一次将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热潮推上新高。

对于此文的目的，程曜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帮助而不是为了批评。这不是清华的问题，而是全国教育的问题。”程曜说最初是学校领导希望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写些看法为学校教务作参考，文章以随笔形式写出来后发到网上，希望得到学生的关注，校领导看了文章表示“当初不是想让你写这样的东西，但既然已经写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也很支持你”。

程曜说：“我希望清华的学生是下个世纪科学的领导。”可他看到的情况却是：“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

“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照相机。”“学生们不敢问问题。他们为什么不问?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

对于以上种种，程曜将之归结为“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为”，并深化为“这种精英似的我漫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程曜在文末沉痛地指出：“我必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已，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