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新闻与政治
离奇
“纸老虎”研究五十年
今年(2006)是北大物理系1952-1956届学生毕业五十年。我是其中之一。
诸同窗好事者将于2006年四月聚首北京,忆半世纪岁月之沧桑。另外,北京天文
台诸友,也于今日聚首叙旧。我均不能恭逢其盛,谨写下几段有关"纸老虎"研
究的经历以谢之。也供其它友好一笑。
算盘年代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TIME(Asia)杂志在那年九月出了一个
专集,有五十篇文章,介绍大陆五十年中的五十个方面。其中有关中国进入核俱
乐部的一篇,题为"The Big Bang",是约我写的。其实,我对中国核历史内情
所知甚少。他们约我写,只因为我是介入核项目的早期研究人员之一。所以,我
也只能为TIME极简单地描写一下1955-57两年间的核经历。有关的几段原文如下:
"五十年代初,(在中国)核弹,即俗称原子弹,经常被批判为"纸老虎"。
然而,就在那时候中国当局已经决定制造自己的"纸老虎"……1955年一百个物
理系大学生被调集到北京大学的一个秘密单位——我也在其中。当局告诉我们,
任务是学核物理,准备发展中国的核项目。当时,中国有资格的核物理学家,不
会多于三十位。远不足以加入核俱乐部。
"一年之后, 我20岁,成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我所在的组,
有12个成员。我们当时的任务是研究核反应堆理论。核反应堆能生产镤-239,
通过裂变它可释出巨大能量。该组的日常事务由我负责。除了一个成员外,其余
的年龄都小于25。
"最大的问题是数值计算。那时候,连电动计算器都缺。我们只能靠算盘。
在计算高峰时,整个房间听起来像是一个老式的银行,充满算盘珠的劈啪声。谁
想得到,这些噪声就是核爆炸巨响的前奏之一。"
TIME杂志的编辑不要求我写"算盘计算"的课题,写了也不会发表。他们可
能怕担待不起"核(知识)扩散"的罪名。当时,最耗时的数值计算是用
Runge-Kutta方法求解中子的输运方程。中子如何在输运过程中随时间变慢(能
量减小)是设计反应堆的一个关键。由于,反应堆中物质分布极不均匀,加之非
简单的边界条件,"算盘计算"决非易事。
"核机密"
其实,TIME杂志编辑可能不知道,物理方面的核机密,到1999年,早就扩散
了。199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obert Serber著"The Los Alamos Primer:
The first lectures on how to build an atomic bomb"。 这是美国
Manhattan计划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当时是绝密。现在可以在amazon.com 网上用
12美元买到。
借助Serber的书,我扩散一个"核机密"。制造核弹或核堆的一个重要参数
是一个铀核裂变时释放出的中子数。这个数大于一,链式反应才有可能。这个数
愈大,做核弹或核堆所要的材料愈少,或所需铀浓缩的程度愈低。反之要多,要
高。所以它对设计核弹或核堆是至关重要的。伊朗的核项目就是在铀浓缩上与西
方起了冲突。
二战之前,研究释放中子数的文献是公开发表的。大战爆发后,有关释放中
子数的研究成为军事机密,不再也不准公开发表。1956年秋,在近代物理研究所,
有关领导口头告诉我,这个数是2.3。绝密。只许记在脑子里,不准写在纸上。
计算时直接打入算盘,不留痕迹。
对2.3一数,我一直好奇。我查过文献,直到战争前夕,在公开发表的文献
中2.3 并不是公认的。1940年L.A.Turner在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vol.12,
p.1-29上的文章,可能是战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总结。其中列举的数据从2到3.5都
有,很不准确。因为实验很难作,不能直接测到中子,只能用裂变核的质量亏缺
反推。中国在1956年之前并不具备准确测量这个数的实验条件。所以,当时我想,
这个数据多半来自苏联。因为,按照596计划,苏联的确给过中国一些核数据。
也许,2.3 是苏联的秘密实验结果。
不过,我买到Serber一书后(1994年),发现历史并非如我五十年前猜测的。
第一, 在Serber一书中,"中子数"的数值也是2.3(他用2.2-2.4)。第
二, 他说,直到那时(1943),还没有很准确的实验结果。第三,所以,2.3实质
上是当作缺省(default)值来用的。第四,书中有后人的注:2.3一数其实并不
对。现在知道,对铀-235,准确值是2.52,对镤-239,它是2.95。
所以,如果2.3一数的确来自苏联,那么, 美,苏,中三方当年各自在秘密
发展核弹时,都采用了一个同样的但并不正确的缺省参数2.3。所以,结论应当
是,"核(知识)扩散"是从制造原子弹的第一篇文献的时代就开始了。
宇宙学与恐怖主义
我早就离开了"纸老虎"研究。当时的12个人中,有6个也很快离开了。因
为,从物理学角度看,核项目是技术性的。
1970年代,我的兴趣转向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九十年代初我来美国后,
平均每年要请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来我这里作宇宙学研究。九十年代一直没有签
证困难。纽约911恐怖事件后,情况变了。签证一度极为困难。或拒签,或要等
半年以上。问领事部门,他们说国土安全部要进行审查,因为宇宙学包含有对恐
怖活动有用的知识。宇宙学是最公开的学科,居然也不准扩散?
国土安全部的专业分类,不是全无道理。当今美国最怕的是核恐怖。宇宙学
虽多是纸上谈的"大爆炸",但也许有真"老虎"在。二战后,不少从事制造核
武器的人,"转业"下来后,都到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从核爆炸转到超新星爆
炸和宇宙学的标准模型——大爆炸。如今,Los Alamos 的强项之一就是超新星
爆炸的数值模拟。俄国的Y. Zeldovich,是苏联氢弹的两位奠基人之一(另一个
是A. Sakhrov)。六十代,Zeldovich转到物理宇宙学,又成了这一领域的奠基
人之一。Zeldovich转到宇宙学后,立即(1968)提出了著名的
Sunyaev-Zeldovich效应。这是Zeldovich的一个重要的宇宙学贡献。如果知道他
的核经历,一点都不奇怪他的"手到擒来"。Sunyaev-Zeldovich 效应同上述的
"算盘"课题,物理实质是一样的。后者是中子在冷核子中输运,导致中子能量
减少,而前者是光子在热电子中输运,导致光子能量增加。在近似情况下,二者
都是用Kompaneetz方程来计算。而且,宇宙学中,物质分布大多是均匀的,或对
称的,没有复杂边界条件,好算。
我现在得到NSF支持的一个项目是用新算法研究宇宙学中的光子输运。又是
要用到老朋友Runge-Kutta 方法。所以,宇宙学中发展的算法,真说不定对铀项
目等还有用处。就此打住,不再多说,以防以今后来美宇宙学者再遇上签证麻烦。
五十年的"纸老虎",悲耶?乐耶?
记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到来之日
(XYS20060216)
北大教授丁伟岳项武义炮轰丘成桐讲话实录
丘成桐再次炮轰北大数院揭露田刚院士靠抄袭起家
到了许多国内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大多是赞同丘先生的看法。此举引起了一些北大
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在所谓的调查实际情况后,对丘成桐的谈话做了一番辩白。
最近记者有幸采访到丘成桐教授,请他就北大的"真相辩白"作一番评论,并介绍有
关问题的详细背景。
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共鸣,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或投票支持,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看法。
前些时候北大通过对部分师生的采访,对您的讲话做了一番辩白。您能否就北大发
布的"真相调查"一文作一些评论。
在媒体传播。我想有人出来回答、解释问题未必是坏事。我同时也注意到,这篇答
辩状仅仅就《北京科技报》文章揭露的部分学术不正之风作了回应,而未对《北京
科技报》文章中揭露的主要学术腐败现象作出辩解。对北大关于学术不正之风部分
所做的辩解,我知道的事实与北大答辩状中的陈述有很大的出入。
基础太弱,最后在哈佛被退学。有人认为既然您当初选择录取她,就自然有您的道
理。并对您当初挑选学生的评判标准起了质疑。
。这些学生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来的,当然其中与他们推荐信的"分量"大有关联
。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北大这位同学的成绩单。主课成绩为:
分别写了很好的推荐信,他们在他的哈佛推荐表上的每一栏都在"best"上打了勾。
王教授说,在他的动力系统课的成绩是最好的。柳教授说,在大二就修完了为大三
学生开设的实变函数论。2000年5月,他还获得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夫妇设立
的君正奖学金,全北大只有30个学生获奖。2000年10月,他被一致提名推选为北大
3000位大三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向李政道博士报告成果。所以,在录取新生时,他
理所当然地被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学生。他到哈佛后跟不上其他同学而被劝退说明了
什么?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推荐信的信誉
无法得到保证。总之,这是北大教育的不幸。
受到教授们应有的重视?
有关。北大学生们自己写推荐信,教授们签名是很多人告诉我的。而对于一些真正
出类拔萃的学生,却不懂得悉心栽培,任其埋没。我记得在1995年,北大数学系的
王同学申请到哈佛大学读博士,申请表和推荐信都说他是北大最好的学生,于是我
在北京时就面试了王。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张恭庆院士主持的座谈会上,北
大的二十几位教授竟然都没听说过这个学生。刚巧有一位认识这位学生的青年教师
,走过会议场所,他认识这个同学,找到了这个同学后,教授们还是对他没有印象
,我当场问了他几个问题,而后,张院士的评价是北大这些年来的学业不行,所以
不敢向我推荐,王同学也不算好,所以张院士劝我不要录取他。以后他被加州理工
大学录取了,并到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这也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学生。只
不过北大的院士们不认识优秀的本科生罢了。两年前,我在加州理工遇到这位王同
学。他对我说,当初没能成为我的学生,是他一直感到最遗憾的事情。
北京作为国内最好的大学,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就好比做生意投了一大笔钱,产出
却不怎么样。
何。比如长江学者计划,李嘉诚和教育部花了不少钱。还有一些特聘教授通过几种
不同途径拿了很多钱。如北大聘的某著名教授在国内要到的工资待遇已达到100万年
薪以上,却没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国内。此人的学问远不如北大
说的这么好,却同时在国内两三个学校任全职,拿好几个地方的大量科研经费。这
种情况数学有,其它学科也有。在国外任全职,北大却说此人是国内学者,因此可
以做中国院士,但选上中国院士后,又声称从国外引进。此人每年在国内时间很短
,一般由一个到三个月不等,北大却声称此人是全职引进教授,他的年薪差不多是
一般教授的二十倍,做成很坏的风气,北大企图与清华大学全职引进的世界著名科
学家姚期智相提并论,并委以重任,摇身一变成了政协委员。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
的行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极为反感,但多数人不敢公开表述自己的看法。国家
投资大量经费后,也不见有任何的学术回报。由于这种做法,北大可以向国家报告
他们已经引进了大批人才,而所谓被引进的人才则名利双收,却辜负了纳税人的期
望。北大数学系每年要把全国最好的学生招走一半,但教授们没有花心思去培养学
生,不知道学生的好坏。
教授不到20个。北大的本科生有哈佛的5倍吗?(哈佛文理学院本科生6400,北大不
超过12000。)没有啊!哈佛数学系每年大概有2到3位学生的学士论文可以登在一流
的学术杂志,往往比北大最好的数学教授的文章还要好。哈佛数学系每年至少开一
次到两次会议,讨论本科生的进展,所有教授都参加这些讨论。同时所有资深教授
都教本科生,更有三个到五个以上资深教授花长时间和一、二年级学生交流。
多数,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寥寥可数。北大数学院的领导应该扪心自问一
下,是否真的对得起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我的学生中有一些北大来的学生,他们
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如果他们不是到国外来,而是继续留在北大,那么可
能就会一事无成了。虽然经费大量增加,这十年来北大培养的学生素质比十年前相
差很远。北大数学院不久前刚有一位博士生自杀,而以前北大数学院在美国的留学
生自杀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另外,北大的院士几乎从来不给本科生上课,成立的
所谓数学研究所,就是给不愿意教课的教授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某院士到香港一
呆就是两年,给Smale做助教, 赚点钱。北大个别人动辄用头等或商务飞机票请来一
些外国数学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中国老百姓的钱来讨好外国人可以说极为不
道德的事,即使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鄙视这样的行径。
为由拒之门外。可现在有人认为您作为国际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但不是代数专家
,不该随意评价他的论文水平。
文,是一篇只是把20世纪30年代德国数学家Kneser的关于黎曼面覆叠映射的构造推
广到了带边的情形,基本上是非常平凡的推广。此后他的导师大概知道这篇论文不
行,改用以后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两篇关于自由群自同构的文章,也了无新意,
都是很平凡的结论,发表的杂志Journal of Algebra也往往发表第三流的文章。他
说Vogtmann的综述文章中引用了他的结果,但是Vogtmann并非是这方面的大家。而
且据我所知,他的这个被引用的结果早他几年Levitt 和Nicolas就已经得到了。可
是这样的文章居然都可以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使人惊讶。
于流形基本群与曲率的关系,后来发表在著名杂志Annals of Mathematics上。丘成
桐一向来非常关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他自己培养的5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80年代,当时在国内不太出名的丁伟岳、张恭庆就被丘成桐邀请到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参加讨论班,并为丘成桐教授整理讲课笔记,他们后来在几何分析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都评上了院士。)
人很灰心,并且特别提到中山大学一位学者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
,却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打压。这位中山大学的学者是指朱熹平教授吗?
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内的演讲人大部分是东道主中国数学会自己推荐的。当
时让中国数学会推荐做一小时大会报告的学者,推荐的是田刚。还有45分钟报告的
演讲人推荐了7个,大部分是北京的。朱熹平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哈佛数学系今年
就一致通过以最为礼遇的方式邀请朱教授来访问半年),却没有接到邀请。还有南
京大学的程崇庆,他研究动力系统的Arnold diffusion的问题,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很多人做不出来,他做成功了。他也没有被邀请。
是数学家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前,中国内地仅有华
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等6位著名数学家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而被邀请做1
小时大会报告的华人科学家仅有数学大师陈省身和丘成桐等4人,1983年丘成桐获得
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至今仍是华人中的唯一获奖者。丘成桐一直
比较欣赏朱熹平和程崇庆。2004年12月,浙江大学刘克峰、中山大学朱熹平分别获
得了华人数学界最高荣誉"晨兴数学奖"中的金、银奖。而在他们之前,内地获奖者
仅有程崇庆、席南华两人:分别获得1998年第一届"晨兴数学奖"银奖和2001年第二
届"晨兴数学奖"银奖。据介绍,"晨兴数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主要表彰45岁以下
在理论及应用数学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数学家,由全国高校数学系及杰出数学
家提名,对候选人反复筛选,再提交由非华裔知名数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评
鉴,产生最后的获奖者。)
他们作风有密切关系。田刚的学问距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相差很远,即使在所谓几何
分析这个微分几何的分支领域里,他在中青年学者队伍中也只能排在十几名开外。
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演讲,是中国数学会推荐的,当时北大和他们的同路
人操纵了整个中国数学会。然后又通过媒体讲,田刚应该拿菲尔兹奖。当时我在杭
州,有中学生问我,田刚为什么没有拿到菲尔兹奖?我很惊讶,连中学生都有能力
批评菲尔兹奖了。田刚的学问根本达不到菲尔兹奖的水平,差得远呢。1998年菲尔
兹奖的评选委员会成员为:Yuri Manin, John Ball, John Coates, J.J.Duisterm
aat, Michael Freedman, Jurg Frohlich, Robert Macpherson, Kyoji Saito, St
eve Smale,这些都是有名望的数学家,主席Manin是几何学专家,尤其是Gromov-W
itten不变量的专家,对田刚的工作最为清楚,评价不好。我的中国学生工作比田刚
杰出的有李骏和刘克峰,他们都很踏实,不喜欢作自我宣传,一般媒体不了解他们
。
有,事实是怎样呢?
我教导而成。北大的几位数学院士对田刚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中间的两位
虽属几何分析领域,只是在二十年前赴美在我的讨论班上听讲,帮忙整理我的讲课
笔记,跟着做些研究。他们对近十年的发展不甚了然。另一位则是依靠近亲的极力
支持等因素才当上数学院士的。田刚在国外所获得的奖都由我帮忙得到的,比如Wa
terman奖,就好比国内的杰出青年基金。当时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的数学家是美国数
学会主席,我的好朋友Graham教授。最近我和他聊起,他说此前从来没听说过田刚
,可是就在提名截此前最后一刻,收到了我写的一封非常强力的推荐信,正是依靠
我的推荐信,Graham才决定把Waterman奖授予田刚。Veblen奖的水平比较高,评选
委员会主席认为田刚关于量子上同调的工作太简单,还不够格,我力排众议地替田
刚争取到了这个奖。但是主席说他本人不觉得田刚的工作重要,要我负责写田刚的
工作,但是只能提他在凯勒-爱因斯坦度量方面的工作,现在想来我过分的提拔他是
一个错误的做法,当时田告诉我许多结果,说他很轻松就能得到,但后来我才发现
,这些工作要么根本就是错了,要么根本从来没写下来,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
本希望他日后能为发展中国数学出力,但他日后的蜕变更令人痛心。他不仅胁迫不
少年轻人在论文上署上他的名字,窃取他人学术成果,还多次利用自己的名声替自
己谋求私利。如今他觉得自己成了天才,可以公然凌驾于学术和道德规范之上。写
文章错误连连,却从不修改。他以前曾经每周三次到我家中,我把一些重要的思想
教给他,他只字不提的用在了自己的文章里,完全当作自己的成果。更令人气愤的
是,最近甚至抄袭我和德国一个数学家的著名论文,略加一点点推广就说全部结果
都是他做的。而他对这个领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当年肖荫堂教授也多次指责田抄
袭他的工作,还给我写信揭露田(注:丘教授当场向记者出示了当年肖教授写给他的
两封信),我为了保护他,不惜违背老朋友的意思。我把田刚极力推荐给我的朋友S
inger,帮助田在MIT当上了教授,使他一步登天。没想到他从此开始沾沾自喜,自
以为是了。我劝过他很多次,为人治学切不可腐败,可是他根本不听。他的所作所
为已经对国内的科研风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年轻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作为老
师,我既然一手提拔他,使他成名,也该为他今日的作风负责任,所以指出他的错
误。
丘成桐——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