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 Steals One Of Caltech’s Campus Fixtures

Apr 7, 2006 7:04 pm US/Pacific
(CBS) PASADENA, Calif. They’re laughing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is morning. But at Caltech, revenge is being plotted.
    The 100-year-old cannon that usually sits outside Caltech’s Fleming undergraduate house, which fires blanks several times a year to mark special occasions, is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MIT campus in Cambridge, Mass.
    The cannon disappeared from Caltech Tuesday and showed up about 3,000 miles away at MIT Thursday after pranksters from MIT successfully posed as movers and then shipped it across the country.
    Last year, Caltech students went to Cambridge and passed out T-shirts to prospective MIT students that unbeknown to the recipients, read on the back: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go to Caltech.”
    The cannon’s disappearance “validates what we did last year; it was worthy of a great response,” Tom Mannion, Caltech’s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ffairs, told the Pasadena Star-News.
    On Thursday, the cannon was pointed toward Pasadena and adorned with an oversized MIT school ring, next to a plaque referring to Caltech as “its previous owners,” the Los Angeles Times reported.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the cannon has been taken. Twenty years ago, Harvey Mudd College students managed to move it to Claremont.
    There was no immediate word about when the cannon would be returned.
Capen Low, a freshman at MIT, part of a group calling themselves the ‘Cannon College Co-Ed’s’ pose near a Spanish American War Cannon stolen from Caltech’s campus by MIT Hackers and brought to MIT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pril 6, 2006. The Hackers, calling themselves the ‘Howe & Ser Moving Company’ also added an MIT class ring to the cannon.
      美国各大着名学府一直以来名争暗斗,除了争取学术上的成就,互相抢夺资源和学生外,也不放过任何「出位」的机会。最近,名扬国际的麻省理工学院一批学生,就炮制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恶作剧。他们从死对头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内,偷走了一台重两吨、已有130年历史的大炮,然运到4800公里外的东岸,搬进麻省理工的校园内摆放。
    截至周五为止,那台具有历史价值的“费林明大炮”仍然放在麻省理工校园内,旁边架起了一幅牌匾,上面写:“前度主人:麻省理工”。有份参与这次行动学生,还在牌匾上讲述他们的行动过程。原来他们是利用伪造文件,暪过加州理工的保安人员,成功把大炮运走。
    消息指出,麻省理工教职员和学生也准备于稍后时间,把大炮交还给加州理工。
Bikini-clad members of a group calling themselves the ‘Cannon College Co-Ed’s’ pose near a Spanish American War Cannon stolen from Caltech’s campus by MIT Hackers and brought to MIT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pril 6, 2006. The Hackers, calling themselves the ‘Howe & Ser Moving Company’ also added an MIT class ring to the cannon.
      评论:……

离奇

      星期四下午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发现已经14:20了,看来是要迟到了。正当我准备出发的时候,居然发现找不到书包了……
      苦思冥想一阵,想起似乎是扔在食堂里了。去问了一圈,好歹是找到了。然后去上课,有人发短信告诉我刚才老师点我名字了,结果我不在。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幸好给老师解释了一下,本来我不想解释的,呵呵。

“纸老虎”研究五十年

      贴一个刚才在新语丝网站看到方励之教授今天早晨写的文章。

今年(2006)是北大物理系1952-1956届学生毕业五十年。我是其中之一。
诸同窗好事者将于2006年四月聚首北京,忆半世纪岁月之沧桑。另外,北京天文
台诸友,也于今日聚首叙旧。我均不能恭逢其盛,谨写下几段有关"纸老虎"研
究的经历以谢之。也供其它友好一笑。

算盘年代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TIME(Asia)杂志在那年九月出了一个
专集,有五十篇文章,介绍大陆五十年中的五十个方面。其中有关中国进入核俱
乐部的一篇,题为"The Big Bang",是约我写的。其实,我对中国核历史内情
所知甚少。他们约我写,只因为我是介入核项目的早期研究人员之一。所以,我
也只能为TIME极简单地描写一下1955-57两年间的核经历。有关的几段原文如下:

"五十年代初,(在中国)核弹,即俗称原子弹,经常被批判为"纸老虎"。
然而,就在那时候中国当局已经决定制造自己的"纸老虎"……1955年一百个物
理系大学生被调集到北京大学的一个秘密单位——我也在其中。当局告诉我们,
任务是学核物理,准备发展中国的核项目。当时,中国有资格的核物理学家,不
会多于三十位。远不足以加入核俱乐部。

"一年之后, 我20岁,成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我所在的组,
有12个成员。我们当时的任务是研究核反应堆理论。核反应堆能生产镤-239,
通过裂变它可释出巨大能量。该组的日常事务由我负责。除了一个成员外,其余
的年龄都小于25。

"最大的问题是数值计算。那时候,连电动计算器都缺。我们只能靠算盘。
在计算高峰时,整个房间听起来像是一个老式的银行,充满算盘珠的劈啪声。谁
想得到,这些噪声就是核爆炸巨响的前奏之一。"

TIME杂志的编辑不要求我写"算盘计算"的课题,写了也不会发表。他们可
能怕担待不起"核(知识)扩散"的罪名。当时,最耗时的数值计算是用
Runge-Kutta方法求解中子的输运方程。中子如何在输运过程中随时间变慢(能
量减小)是设计反应堆的一个关键。由于,反应堆中物质分布极不均匀,加之非
简单的边界条件,"算盘计算"决非易事。

"核机密"

其实,TIME杂志编辑可能不知道,物理方面的核机密,到1999年,早就扩散
了。199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obert Serber著"The Los Alamos Primer:
The first lectures on how to build an atomic bomb"。 这是美国
Manhattan计划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当时是绝密。现在可以在amazon.com 网上用
12美元买到。

借助Serber的书,我扩散一个"核机密"。制造核弹或核堆的一个重要参数
是一个铀核裂变时释放出的中子数。这个数大于一,链式反应才有可能。这个数
愈大,做核弹或核堆所要的材料愈少,或所需铀浓缩的程度愈低。反之要多,要
高。所以它对设计核弹或核堆是至关重要的。伊朗的核项目就是在铀浓缩上与西
方起了冲突。

二战之前,研究释放中子数的文献是公开发表的。大战爆发后,有关释放中
子数的研究成为军事机密,不再也不准公开发表。1956年秋,在近代物理研究所,
有关领导口头告诉我,这个数是2.3。绝密。只许记在脑子里,不准写在纸上。
计算时直接打入算盘,不留痕迹。

对2.3一数,我一直好奇。我查过文献,直到战争前夕,在公开发表的文献
中2.3 并不是公认的。1940年L.A.Turner在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vol.12,
p.1-29上的文章,可能是战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总结。其中列举的数据从2到3.5都
有,很不准确。因为实验很难作,不能直接测到中子,只能用裂变核的质量亏缺
反推。中国在1956年之前并不具备准确测量这个数的实验条件。所以,当时我想,
这个数据多半来自苏联。因为,按照596计划,苏联的确给过中国一些核数据。
也许,2.3 是苏联的秘密实验结果。

不过,我买到Serber一书后(1994年),发现历史并非如我五十年前猜测的。

第一, 在Serber一书中,"中子数"的数值也是2.3(他用2.2-2.4)。第
二, 他说,直到那时(1943),还没有很准确的实验结果。第三,所以,2.3实质
上是当作缺省(default)值来用的。第四,书中有后人的注:2.3一数其实并不
对。现在知道,对铀-235,准确值是2.52,对镤-239,它是2.95。

所以,如果2.3一数的确来自苏联,那么, 美,苏,中三方当年各自在秘密
发展核弹时,都采用了一个同样的但并不正确的缺省参数2.3。所以,结论应当
是,"核(知识)扩散"是从制造原子弹的第一篇文献的时代就开始了。

宇宙学与恐怖主义

我早就离开了"纸老虎"研究。当时的12个人中,有6个也很快离开了。因
为,从物理学角度看,核项目是技术性的。

1970年代,我的兴趣转向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九十年代初我来美国后,
平均每年要请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来我这里作宇宙学研究。九十年代一直没有签
证困难。纽约911恐怖事件后,情况变了。签证一度极为困难。或拒签,或要等
半年以上。问领事部门,他们说国土安全部要进行审查,因为宇宙学包含有对恐
怖活动有用的知识。宇宙学是最公开的学科,居然也不准扩散?

国土安全部的专业分类,不是全无道理。当今美国最怕的是核恐怖。宇宙学
虽多是纸上谈的"大爆炸",但也许有真"老虎"在。二战后,不少从事制造核
武器的人,"转业"下来后,都到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从核爆炸转到超新星爆
炸和宇宙学的标准模型——大爆炸。如今,Los Alamos 的强项之一就是超新星
爆炸的数值模拟。俄国的Y. Zeldovich,是苏联氢弹的两位奠基人之一(另一个
是A. Sakhrov)。六十代,Zeldovich转到物理宇宙学,又成了这一领域的奠基
人之一。Zeldovich转到宇宙学后,立即(1968)提出了著名的
Sunyaev-Zeldovich效应。这是Zeldovich的一个重要的宇宙学贡献。如果知道他
的核经历,一点都不奇怪他的"手到擒来"。Sunyaev-Zeldovich 效应同上述的
"算盘"课题,物理实质是一样的。后者是中子在冷核子中输运,导致中子能量
减少,而前者是光子在热电子中输运,导致光子能量增加。在近似情况下,二者
都是用Kompaneetz方程来计算。而且,宇宙学中,物质分布大多是均匀的,或对
称的,没有复杂边界条件,好算。

我现在得到NSF支持的一个项目是用新算法研究宇宙学中的光子输运。又是
要用到老朋友Runge-Kutta 方法。所以,宇宙学中发展的算法,真说不定对铀项
目等还有用处。就此打住,不再多说,以防以今后来美宇宙学者再遇上签证麻烦。

五十年的"纸老虎",悲耶?乐耶?

记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到来之日

(XYS20060216)

北大教授丁伟岳项武义炮轰丘成桐讲话实录

      我们注意到丘成桐教授开始对田刚院士进行攻击是在2004年的3月,他先是做了一次演讲,叫《我的数学之路》,其次又在中国科技交流奖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叫《数学与科技》,都是在3月份出来的,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两个演讲和访谈中开始影射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而且是MIT的名教授等等,做了一些负面的批评,当时,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讲了这个东西还不算,还把它登到我们中科院数学所出版的的《数学译林》,这本杂志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我们图书馆里都有,如果你翻一翻2004年第2期,就可以看到这两片文章。
      当时产生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是2004年3月,南京大学传出一些风声,说是田刚要去他们那儿做校长,然后就引发了丘成桐公开的言论,然后这个事情后面好象平静了一段时间,到了今年1月份又开始了新一轮在公开的报章和访谈上进行新一轮的攻击,这个后面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北京大学计划成立北京国际数学中心,由田刚来担任中心主任,这件事情被传出去了,实际上当时传出去的时候,中央已经原则上批准同意了这件事情,直到发改委到我们学校实地考察,建设费用究竟要多少时才公开化了,从而引来了第一次的攻击。
      第一次我看到2005年 1月17日有一个叫《中华读书报》就发表了丘成桐的一个讲话,就讲到胡锦涛最近看到了杨乐,其中谈到要识别人才,他非常赞同,"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数学上是二流,到国内要拿高薪",等等,非常明显的一种东西。
然后到了6月份,有个《海峡时报》,不知道在国内还是在香港,有一个记者的访谈录,这次好象重心有点放到北大上,说北大如何如何打压兄弟院校,如何如何压制一些好的数学家不让他们出名,讲到现在已经快到后来的事了。
      8月9日大家都比较清楚,比较靠近现在,在《北京科技报》又上发了一个访谈,又升了一级,不仅对北大做了很多攻击,而且对田刚教授做了人身攻击,牵扯到一个所谓抄他一篇文章的事情,所以我刚才从04年3月份讲到05年8月,我们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或者是我们北京大学的任何人,对他都没做任何回应,我们采取了相当克制的态度,希望这个事情能自生自灭,不要去惹其麻烦,到了《北京科技报》这种人生攻击的程度,好象有点忍无可忍,我们仍然很客气,然后我们的同学,以调查的形式,在我们北大未名的网上做了一个调查,大家好象也都看过,其中主要是对丘成桐教授讲的北大三件事情澄清了事实真相。
      这三件事情好象大家都听说了,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的学生到了哈佛很糟糕,最后退学了,确实有这么个事情,第二件事情说我们的老师不关心本科生,有个学生要去哈佛做他的学生,问了一下我们的老师,都不认识,所以不关心本科生,第三个事情是我们的一个博士,给他三次写信去要求到哈佛去访问,然后他说这个人的博士论文是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连香港大学的学士论文的水平都不够,就对这三件事情做了回应,这个后来呢,由于我们也向上面汇报了这个情况,所以他再在正规的报纸上刊登攻击言论就做不到了。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然后在9月29日在网上贴出了一篇更加有攻击性的访谈,以记者访谈的形式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这个题目就叫《丘成桐院士澄清有关北大的某些事实真相》,记得不大清楚了,30日早上我起来一看我们的BBS,已经有人转载了,丘成桐他经常看BBS,我也经常看,我很吃惊啦,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事情平息了,这个事情怎么又冒出来了,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篇文章原始出处是在中科院一个博士家园的论坛上,然后很快被浙大的数学中心和晨新的数学中心,又很快被转载到国外的万维读者教育与学术上,这次的攻击不光是对田刚本人的人身攻击,还波及到我们数学院其他院士的头上,也是明显的人生攻击,当然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发生,我刚才说了,前两轮到是有背景的,那么这一轮也是有背景的,就是我们北大的国际数学中心被中央正式批准了!而丘成桐和科学院提交的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中心的事情,所以很快也提交了在科学院成立中心的报告,到了8月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这个没批准,而我们北大的批准了,所以是逐步升级的,都是有背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援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例,确实是有缘故。
      当然,如果攻击里面有事实依据,我们虚心接受,我们应该改进的还是要认真改进,但是他说出的很多话都是带有腐蚀性的,你比如田刚的一切都是他给的,田刚得的这个奖,那个奖,以至于田刚在MIT教授的位置,都是他丘成桐的功劳,给青年人一个什么印象?你没个大老板,你怎么办呢?你做学问还有什么用呢,这就散布一种腐败的这种空气,对不对?你不知不觉就,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说来说去还得有一个好的老板,这个大腕,或者叫大牛人,是不能得罪的,很多人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事情的可怕之处,他不知不觉就把那种腐败的空气散布到我们本来比较健康的环境当中来。
      另外一件事情我是希望大家对北大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心,我是北大 67年毕业的,62年入学的,我进来以后受到很深的教育,就是说我的师长,我们大家的师长,都是诚诚实实的为人,兢兢业业地搞学术搞教育,一心扑在培育人才和为国家做科学研究上面,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去搞歪门邪道,直到今天我觉得这还是北大数学学院的一个良好的传统,我们有这些好的前辈,许宝录,江泽涵,程民德,闵嗣鹤,啊,这些都是足以为万世师表的一些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优良的传统传下去,不要因为有一些风吹草动,有一些不良的言论,就动摇我们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的信心,我们大家都应该在这个环境下继续安心的学习和专研,我们一定要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甚至不排除我们有超过丘成桐的人培养出来,这是我们最好的回答,所以我们一直不想去回答他,原因是我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先讲这么几点,请项先生再讲几点。
项武义:
      第一个是讲丘成桐的批评我是一无所知,今天早上才拿到资料。因为丘成桐是加州大学Berkely的学生,所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有一次陈先生从香港访问回来,在香港一个外国的教授对陈先生讲,我忘记了这个人的名字,跟陈先生介绍丘成桐,说丘成桐这个人不错,那时候他大概念大二刚念完,看来丘成桐不错,不就简单嘛,把他请到Berkely念书就行了,所以大二刚念完我们就给他奖学金到Berkely了,在Berkely毕业不毕业没什么关系,他做数学还是很用功的,陈对他也不断的非常照顾,总之我对丘成桐有蛮多的认识,但是丘成桐讲的话,我已经有先进的经验,丘成桐的话,是不屑一顾的,所以我今天很吃惊,有这么多的人为了丘成桐的话,跑到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对我来讲是这一件很吃惊的事情。
      那么,所以今天,一个基本的态度,当一个人对你所在的北大,或者你认识的人,做一些批评或者攻击,当然这个世界上的批评各种各样,刚才丁先生讲了一些背景,我们不要管这些背景,这个批评粗略地分,有恶意和善意的,我们怎么对待,假如你一看这是个恶意的批评,从形式上可以看得出来的话,即使是恶意的批评,你也要反省一下,他讲得到不到点,假如他讲得到点,管它恶意善意,你要感谢这个批评的人,当然他恶意,不见得要当面去谢谢他,既然他讲的是对的,我为何不趁早改正,做自我完善,岂不好哉?假如他是恶意的批评,批评的东西完全也不到点,就是在胡说八道,肆言无忌的,蛮横无礼的讲一些话,那么简单的嘛,唯一的办法是置之不理,因为对存心要攻击你的人,你越解释越糊涂,反过来,假如这个人是善意的,他批评的到点,你要当面谢谢他,即使批评得不中肯,因为他是善意的,你要跟他解释,你是善意的,但是跟事实不符,这个是人情之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简单而基本的态度,那么这里面我的感觉,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为了丘成桐说一些胡说八道的话,坐在这里,还要关注这个事情,原因我想,你们不大了解什么是丘成桐,我给你讲一些非常简单的我自身的简单的经历。
      总之这么说吧,大家认识他是因为他在华沙的Fields奖,当然他做了 K猜想,后来因此得了Fields奖,在得Fields奖之前他拍陈省身的马屁是不遗余力的,OK,这个有很多,我有很多他写给陈先生的信,陈先生都给我了,我这里都有副本,今天没带来,以后你们有兴趣,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公布的。那次华沙会议,他认为得了Fields以后,他一向认为陈省身是中国数学的霸主、皇帝,老皇帝老不死不行,应该下位,他现在得了Fields奖,就应该把位子给他,这是他的想法,我们现在听来都觉得是荒谬的思想,丘成桐就是这种思想的人,他在信里面就这样写的,所以那时候他就逼着陈先生把宝座让给他,尤其他得了华沙Fields奖之后,你看,他讲话你们还在那里听着他的东西,陈先生不听,所以他要攻击陈先生,要把他从老皇帝的位置拱下来,拱的办法,丘成桐的办法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计谋,他的办法是蛮着来,他就是要说陈先生是崇洋媚外,怎么呢?今天又有简单的故事,今天大热天,你们坐在这里,就讲点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李政道很热心,要想办法把中国年轻的人送到,就叫CUSPEA,有一天,只有物理孤掌难鸣,所以就想把数学拉过来,有一天就跑到陈先生那里,希望数学也参加类似的计划,有一天就来了,陈先生找我去一起跟李政道谈,总之谈了陈先生说那就好吧,就试试看吧,就建议,就写信,就有了国内称的陈省身计划,送研究生到美国去,跟 CUSPEA 不一样,陈先生是这样,是不大喜欢管闲事情的,他的事情能少管的就少管,无为而制的老先生,但是他关心中国年轻人的成长,所以他就建议美国数学协会来做这件事情,美国数学协会做的方法是,大概由中国数学会推荐或各个学校推荐,详细情形我记得不太清楚,美国就派了三个人,一个是Griefilds,一个是 RobotBrice,一个是MIT搞应用数学的,这三个人就到中国来面试学生。
      丘成桐就想,为什么到大陆来不是他来主持呢,因为到中国来,怎么请个洋人来?应该请丘成桐来!而且最好只请丘成桐一个人,你讨我喜欢就行,你不讨我喜欢,就在你的屁股上蹬一脚,这是丘成桐最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做的事情要盖印,屁股上盖印,丘记!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就很不高兴。在华沙数学会上,丘成桐、萧荫堂和项武忠是做所谓一个钟头的报告,郑少元做45分钟的报告,所以四个人呢就讨论怎么样讨伐陈省身,就是因为陈省身崇洋媚外,于是就起草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最主要的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找丘成桐,要找外国人?所以陈先生是崇洋媚外,是从八国联军之后是最厉害的一个,主要就这一句话,其他的懒得去记,这封信呢要四个人联名,当然有项武忠。
      他们那天在项武忠的旅馆里面见面,这是项武忠后来跟我讲的,他们故意带了一瓶老酒,项武忠就喝醉了,我跟你们讲,不但喝醉了,还有一件事情,项武忠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得了腰子上的一种癌症,后来死掉了,托了很多人,其中一个人要故意造成项武忠对陈省身的敌忾统筹,说陈省身曾经讲过,你这个女儿得这种病,是前生来讨债的,这种话陈先生是否讲过,无法考证,即使讲过,也不是恶意的,但是那个阶段把这个话透出来了,项武忠一拍桌子,签了!所以那封信四个人是签了名字的,项武忠后来讲,那个信是签了名的,但是我现在后悔了,不要签!这是项武忠的话,有这么一封信,这封信呢,中文写的,也寄给Griefilds的,当然Griefilds看不懂中文,当时丁石孙在哈佛访问,就让丁石孙给他翻译,这是一件事情。
      长话短说,我讲讲我的经历是什么呢?差不多那个前后的时间,我去加拿大访问,陈先生去哈佛、MIT、Brandis三个学校讲课,讲完之后萧荫堂就找到陈先生,要陈先生给美国数学协会写信,其中有个叫committee on committee,就是这个committee决定数学协会各个committee如何组成的,究竟派谁,那个人是Berkerly的Rofield Robinson的,Julia Robinson是他的太太,他们两个都是Berkely的教授,很好的数学家,他是committee on committee的成员,他们就逼迫陈先生写信给Robinson,要他把另外三个人免职,让丘成桐负责来中国考核学生这个事情,萧荫堂跟陈先生说有事情要跟他讲,陈先生说他一会要回他儿子BOSTON那里吃晚饭,你就一起来吃晚饭吧,吃晚饭的时候搞了一个钟头就逼陈省身低头就范,要不然那封信就在报纸上公开,所以写信上报这个事情是丘成桐的一贯作风,那个信不是攻击田刚,是攻击陈省身,因为他崇洋媚外,自从八国联军后以他为最,好了!陈先生不喜欢的听的话就朝天花板上看,陈太太在旁边气得要命,萧荫堂是不识时务的人,而且跟陈先生讲,丘成桐得了Fields奖,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是这种讲法,而且是数学归纳法,不断的讲,讲了N次,好了,我们就把内幕讲出来。
      我从加拿大访问回来,碰到田长霖,武义,你跑那去了?陈先生到处找你找不到,我说我去加拿大了,我回家就跟陈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陈在电话上把这件事情给我讲,几乎以哭泣的跟我讲,wo did I do, desever this?我对丘成桐这么好,陈先生对他好,比他儿子还好,好十倍,五十倍,how did i do?这个话他讲了五次,我听了,我就说你给我讲干啥?你应该打电话给丘成桐?陈先生觉得武义的话有道理,就把电话挂了,给丘成桐讲,打完以后,过了半个钟头,陈先生的电话又来了说我给丘成桐打了电话了,我问他怎么说了,他说丘成桐说,这个事情有,但是萧荫堂不应该告诉你,讲完以后没什么话好讲,怎么办呢,又不能挂电话,简单的办法就是骂项武义,他为什么要骂我呢,什么事情都有背景,因为那个时候在78年,我很不喜欢讲我自己,不得不讲讲。
丘成桐为什么他突然骂我,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是73年回中国,我说要回北大做教授,我对中国关心,所以我去教授,所以我让陈先生给周培源写信,我要回北大做教授,我要回来看看,我到未名湖的临湖轩看周培源,那时候段学复做系主任,所以来了以后老段带着我去看周培源,周培源一看不等我讲话,就说我刚从井冈山考察回来,当年蒋介石把井冈山打下来的时候,有多么多么残暴,比如有一个故事,把一个老大娘抓来,把火钳弄热了以后,把石头给钳出来,诸如此类的,残忍得不得了。我就在旁边听,段学复就听得不耐烦,就说,周老啊,我又不是不懂事,你老讲这个事情干嘛呢?周不听,他继续讲,我于是就懂了,周培源要告诉我的是,项武义啊,这里切不可回来,所以我跟我太太讲,我们告辞吧。
      总之这个完了以后就发现中国越来越来,那次到各个学校考察,发现都在搞教育革命,问怎么个搞法,说在摸索中,回去以后呢,就觉得这次去了还搞不清楚,怎么个摸法,就在那时,我向Berkely要求第一次半年的休假,就写信给数学所,要到中国访问半年,在中国呆半年看看究竟怎么回事,这信发出去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这个半年的休假都在等这个信,等休假完了以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就看,是吴文俊写的信,不过不是吴文俊写的,是他签的名,吴文俊莫名其妙的说你以后回来的机会总有的,也就是说你回来访问的机会并不是空集合,后来越看中国越乱,以后华国锋又上台了,我看了也不象样子,所以还不理,直到后来邓小平复出了,讲要四个现代化,我就想这个四个现代化是真的要搞,不是说说而已,因此我就跟我的太太说,在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这不是第一次,以前每次都失败了,船坚炮利,百日维新,都失败了,可是以前失败我们没有责任,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存在,假如现在万一归纳法又失败了,又很难面对自己,但是中国乱,所以不能回来,因为回到北大不是回到中国,是回到某某党委的聘用之下,这个日子我过不了,所以我不回来了。
      后来想想,不回来能否为中国做点事,我想了半天,至少可以给中国的青年写本书吧,在国外也可以写书,总之我又花了5日5夜,从头写起,写《微积分大义》,为什么不写李群写微积分,因为微积分有用,李群这个东西不那么有用,这个写法不参考任何现有文献,从原始写,慢慢写,写了以后把这本书寄个方毅,因为我知道寄给吴文俊,吴文俊也得送上去请示方毅,对不对,于是就寄给方毅,可是方毅到现在还没给我回信,方毅还欠我一封信!
      长话短书,这封信寄出去石沉大海,有一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文汇报上有个消息,中国在开科学大会,有个crazy的事情,一个海外的作者寄书给中国,还热情洋溢的讲了一短话,是不是你?我说是我啊,因为那话是我写的啊,方毅总该给我回信吧?那时从4月到7月,我本来计划去丹麦,已经答应人家了,那天华盛顿了电话,说你申请回国的事情准了,我说我没申请啊,他说是中国教育部邀请你回去的,我说邀请的话另当别论,所以我对丹麦说不来了,我就回中国了,就在清华半圆形的讲堂讲了一个礼拜,他们认为我写微积分大义,一定是教微积分的专家,就把中国很多教务老师都请过去听,那我就讲呗,总之在那段时间北京是弥漫着所谓要搞四个现代化的兴奋,春天的气息,我就受到感染,就觉得中学的数学教育是很要紧的,中国最大的财富是人口,人口大国当之无愧,人只回生孩子吃饭不行啊,人要变成国力,得提高素质,所以我那个时候要求见蒋南翔。
      那个时候蒋南翔还不是教育部长,是内定的教育部长,那个谈话谈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回来搞中学数学,要注意,中国把我不当自己人,我是外人,我在这里总有个人跟着我,报告我在做什么事,后来就把我当半个自己人,因为有些事情发现,我去讲可能更有效,于是就安排我去见胡耀邦,就第一次见了胡耀邦,见他的时候过了半个钟头就有个人来端茶,意思是时间到了,胡耀邦挥手,我还要谈,就把他赶走了,几次挥手之后,就谈教育问题,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胡耀邦一心向国,重视教育,于是我们谈得很投机,回到北京饭店后,又整理讲稿,后来又见了胡耀邦几次,有次是蒋南翔跟着去见的,胡耀邦是急性式的,他突然讲,我要请你做整个中国数学教育的总顾问,我呢也不把这个事情当真,总顾问也没有什么聘书,对不对,接下来,蒋南翔就在接见一个中学教师的会议上宣布了这个事情,这就是丘成桐要攻击项武义的原因,你项武义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
      他说陈先生讲,他骂你啊,骂了足足半个钟头,就骂你,我说我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陈先生根本一无所知,所以丘成桐的攻击,你能当真吗?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中国做了什么,就因为总书记要让我当总顾问,这总顾问是他应该做的,怎么你能做呢?就要攻击了,人身攻击了,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我就打电话给丘成桐,说我在中国做什么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就瞎骂一气,你跟陈省身的纠葛就自己去纠葛,别罗嗦,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丘成桐这个人你要知道,是死缠烂打绝不放弃的,所以他骂北大,你不要吃惊,过几个月又来了,他这个做法,是做数学归纳法,继续还要骂,那么他怎么办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就回中国来,考察项武义做过什么,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找跟项武义做中学数学教育编写组的那些人,要调查项武义的事情,最好是找我的黑资料,数学所有个X,参加我的编写组,主要是要我帮他出国访问,我根本不理!丘成桐来了,就找X,一上来,就说项武义怎么怎么,说我可以让你到国外访问,你只要把项武义的黑资料抖出来就行了,这个东西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那么X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项武义的这个书啊,是错得匪夷所思,他说这个指数函数的定义,用到了一个函数在一个游离点连续的话,就在全部连续了!丘成桐一听,就说,你不要胡来,项武义的数学没那么差!后来果然,虽然如此,丘成桐说话还是算数,就把那个人请到San Diego访问去了,这就是丘成桐!
      OK,好了,他要攻击我,所以那段时间他就攻击我,还有一个事情。讲完故事就可以散会,讲完故事你就知道丘成桐是什么人,是怎么回事,就不屑一故,可以厌而远之。
接下来,又有一次,在印度开亚运会,中国第一次参加,得了金牌数不胜数,陈先生就很兴奋,就说武义你看得了这么多金牌,中国还是行,我就跟陈先生讲,这个东西,中国人这么多,选拔选拔,加一个集训不就行了,数学其实也可以集训嘛,陈先生觉得这个是好主意,陈先生这个人比较懒,于是项武义执笔,写信给教育部长做一个暑期班,我那个时候跟教育部常有来往,于是做第一届数学班,接着暑假就回来,住在北京饭店,跟吴文俊、程民德、还有龚升,那个时候北大没有漂亮房子,破房子没地方,于是一开会就跑到我北京饭店的房间,加几把椅子,就坐在床上开会讨论,我就说我们先选讲拿些科目,然后在全世界的范围找最好最合适的人来讲,国内好就选国内的,国外好的就选国外的,那个时候龚升就死洋怪气的吭一声,他说你呀,你不懂中国国庆,第一次都从国外选,你要从国内选,我们自己国内还打破头呢,程民德老先生就讲,龚升讲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吴文俊一声不吭,嘿嘿嘿在那儿笑。
      于是就觉得第一次全部从国外选,第一次选了六门课,在北大,包括多复变,当然选了萧荫堂,不晓得怎样,丘成桐得到消息,说项武义决定都从国外请不从国内请!丘成桐骂人的一个老招,数学归纳法,项武义崇洋媚外,八国联军之后第一名是陈省身,第二名是项武义,这个事情他明明知道不是项武义讲的,因为是龚升的意见嘛,他要找一个资料,于是他就命令陆启铿,那个时候陆启铿是他的马仔,要陆启铿去找龚升,要龚升指证是项武义决定的,所以项武义崇洋媚外,于是陆启铿就摇个椅子跑到龚升家去了。我就把龚升叫来了,对不对,龚升跑来跟我讲,陆启铿跑到龚升家里怎么讲的?是不是项武义决定的?龚升不敢承认,丘成桐太可怕了,龚升做什么事呢,他说让我看看那天的日记,看完日记后就说那天日记上没写,陆启铿如获至宝,马上打长途电话给丘成桐,丘成桐马上打电话给萧荫堂,然后呢,就是项武义崇洋媚外,萧荫堂就跑来跟我讲,丘成桐是不好得罪的,我就在中间做经纪人,Broker,香港人喜欢用英文,使得你们两个人谈和,我就对他讲,你回去告诉丘成桐,项武义对他厌而远之,少罗嗦,我随时把龚升叫来,当时有人嘛,把吴文俊,程民德找来对质嘛,龚升就给我猛磕头,猛道歉,我看龚升也很可怜,就放了他一马,从此以后呢,我就对丘成桐厌而远之。
      故事讲完了,以后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多讲。丘成桐就是这个东西。丘成桐讲话就是这样,说老实话,他为什么老骂人家崇洋媚外,因为他是骨子里崇洋媚外的人,他跟中国人讲话音调是一个,跟外国人讲话音调变,不一样的,白种人就不一样,这是香港训练出来的这种殖民地出来的一种病态,所以他一辈子里脑子里要称霸,需要陈省身的时候,可以舔陈省身的屁股,觉得的,用信来舔,用白纸黑字来舔,不需要的时候,不要陈省身,他们两个人的恩恩怨怨就在茅厕里,现在呢,他要说是陈声身的当然继承人,比如有一次,调查项武义的黑资料,严济慈请他吃饭,他就拒绝承认是陈省身的学生,严济慈就跟他讲,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严济慈是反话,丘成桐反而认为是夸他,陈省身和丘成桐之间有一些信在我那里。没有一点添油加醋,丘成桐这个人有了数学就有了权力,权力是他最向往的事情,他呢在任何地方就要称王称霸,你不听他的话就一脚踩死,国内假如有不正之风,我想是有的,这里面很大的源头,就是丘成桐。
 

丘成桐再次炮轰北大数院揭露田刚院士靠抄袭起家

    丘成桐教授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三次谈话中举北大为例,批评国内大学教育,得
到了许多国内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大多是赞同丘先生的看法。此举引起了一些北大
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在所谓的调查实际情况后,对丘成桐的谈话做了一番辩白。
最近记者有幸采访到丘成桐教授,请他就北大的"真相辩白"作一番评论,并介绍有
关问题的详细背景。
 
    记者:您最近多次对国内基础教育以及北大提出批评意见。在国内引起很多教育界
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共鸣,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或投票支持,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看法。
前些时候北大通过对部分师生的采访,对您的讲话做了一番辩白。您能否就北大发
布的"真相调查"一文作一些评论。
    丘成桐:我注意到《北京科技报》文章出来后,北大组织人马写了一篇"答辩状",
在媒体传播。我想有人出来回答、解释问题未必是坏事。我同时也注意到,这篇答
辩状仅仅就《北京科技报》文章揭露的部分学术不正之风作了回应,而未对《北京
科技报》文章中揭露的主要学术腐败现象作出辩解。对北大关于学术不正之风部分
所做的辩解,我知道的事实与北大答辩状中的陈述有很大的出入。
    记者:您最近在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提到您招收的一位北大学生由于本科
基础太弱,最后在哈佛被退学。有人认为既然您当初选择录取她,就自然有您的道
理。并对您当初挑选学生的评判标准起了质疑。
    丘成桐: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招收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是来自北大等名校
。这些学生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来的,当然其中与他们推荐信的"分量"大有关联
。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北大这位同学的成绩单。主课成绩为:
 
数学分析I    93        数学分析II    99           数学分析III    91
高等代数I    93        高等代数 II    99          大学物理I      94
大学物理II   98        微分几何       99           复变函数      94    
概率论       91        常微分方程    89            讨论班        95     
    
    这当然是很高的成绩。当时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教授,以及柳、王等三位北大教授
分别写了很好的推荐信,他们在他的哈佛推荐表上的每一栏都在"best"上打了勾。
王教授说,在他的动力系统课的成绩是最好的。柳教授说,在大二就修完了为大三
学生开设的实变函数论。2000年5月,他还获得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夫妇设立
的君正奖学金,全北大只有30个学生获奖。2000年10月,他被一致提名推选为北大
3000位大三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向李政道博士报告成果。所以,在录取新生时,他
理所当然地被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学生。他到哈佛后跟不上其他同学而被劝退说明了
什么?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推荐信的信誉
无法得到保证。总之,这是北大教育的不幸。
    记者:您在谈话中表示,北大教授对学生漠不关心,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却没有
受到教授们应有的重视?
    丘成桐:这也许和有些教授在给学生推荐信上签名过于草率,以至推荐信名不副实
有关。北大学生们自己写推荐信,教授们签名是很多人告诉我的。而对于一些真正
出类拔萃的学生,却不懂得悉心栽培,任其埋没。我记得在1995年,北大数学系的
王同学申请到哈佛大学读博士,申请表和推荐信都说他是北大最好的学生,于是我
在北京时就面试了王。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张恭庆院士主持的座谈会上,北
大的二十几位教授竟然都没听说过这个学生。刚巧有一位认识这位学生的青年教师
,走过会议场所,他认识这个同学,找到了这个同学后,教授们还是对他没有印象
,我当场问了他几个问题,而后,张院士的评价是北大这些年来的学业不行,所以
不敢向我推荐,王同学也不算好,所以张院士劝我不要录取他。以后他被加州理工
大学录取了,并到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这也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学生。只
不过北大的院士们不认识优秀的本科生罢了。两年前,我在加州理工遇到这位王同
学。他对我说,当初没能成为我的学生,是他一直感到最遗憾的事情。
    记者:您对国内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北大数学系,提出过很多批评。您曾经说过,
北京作为国内最好的大学,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就好比做生意投了一大笔钱,产出
却不怎么样。
    丘成桐:中国这十年来在教育和科研上投了不少钱,但投进去以后,却不问成果如
何。比如长江学者计划,李嘉诚和教育部花了不少钱。还有一些特聘教授通过几种
不同途径拿了很多钱。如北大聘的某著名教授在国内要到的工资待遇已达到100万年
薪以上,却没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国内。此人的学问远不如北大
说的这么好,却同时在国内两三个学校任全职,拿好几个地方的大量科研经费。这
种情况数学有,其它学科也有。在国外任全职,北大却说此人是国内学者,因此可
以做中国院士,但选上中国院士后,又声称从国外引进。此人每年在国内时间很短
,一般由一个到三个月不等,北大却声称此人是全职引进教授,他的年薪差不多是
一般教授的二十倍,做成很坏的风气,北大企图与清华大学全职引进的世界著名科
学家姚期智相提并论,并委以重任,摇身一变成了政协委员。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
的行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极为反感,但多数人不敢公开表述自己的看法。国家
投资大量经费后,也不见有任何的学术回报。由于这种做法,北大可以向国家报告
他们已经引进了大批人才,而所谓被引进的人才则名利双收,却辜负了纳税人的期
望。北大数学系每年要把全国最好的学生招走一半,但教授们没有花心思去培养学
生,不知道学生的好坏。
    记者:那是不是与高校扩招,学生太多,教授们忙不过来有关系呢?
    丘成桐:北大数学系教授的数量是哈佛的5倍,他们有100多位教授,哈佛数学系的
教授不到20个。北大的本科生有哈佛的5倍吗?(哈佛文理学院本科生6400,北大不
超过12000。)没有啊!哈佛数学系每年大概有2到3位学生的学士论文可以登在一流
的学术杂志,往往比北大最好的数学教授的文章还要好。哈佛数学系每年至少开一
次到两次会议,讨论本科生的进展,所有教授都参加这些讨论。同时所有资深教授
都教本科生,更有三个到五个以上资深教授花长时间和一、二年级学生交流。
    记者:您曾对国内院校的学风表示堪忧,这些"不正之风"表现在那些方面?
    丘成桐:例如北大数学院每年都招全国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些学生中出国的占了大
多数,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寥寥可数。北大数学院的领导应该扪心自问一
下,是否真的对得起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我的学生中有一些北大来的学生,他们
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如果他们不是到国外来,而是继续留在北大,那么可
能就会一事无成了。虽然经费大量增加,这十年来北大培养的学生素质比十年前相
差很远。北大数学院不久前刚有一位博士生自杀,而以前北大数学院在美国的留学
生自杀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另外,北大的院士几乎从来不给本科生上课,成立的
所谓数学研究所,就是给不愿意教课的教授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某院士到香港一
呆就是两年,给Smale做助教, 赚点钱。北大个别人动辄用头等或商务飞机票请来一
些外国数学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中国老百姓的钱来讨好外国人可以说极为不
道德的事,即使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鄙视这样的行径。
    记者:您在采访时还曾提到,有位北大的博士想到哈佛做教授,被您以论文水平低
为由拒之门外。可现在有人认为您作为国际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但不是代数专家
,不该随意评价他的论文水平。
    丘成桐:这位北大博士曾三次写信给我,想要来哈佛教书,他给我看了他的博士论
文,是一篇只是把20世纪30年代德国数学家Kneser的关于黎曼面覆叠映射的构造推
广到了带边的情形,基本上是非常平凡的推广。此后他的导师大概知道这篇论文不
行,改用以后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两篇关于自由群自同构的文章,也了无新意,
都是很平凡的结论,发表的杂志Journal of Algebra也往往发表第三流的文章。他
说Vogtmann的综述文章中引用了他的结果,但是Vogtmann并非是这方面的大家。而
且据我所知,他的这个被引用的结果早他几年Levitt 和Nicolas就已经得到了。可
是这样的文章居然都可以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使人惊讶。
    (记者注:丘成桐对代数与几何拓扑的交叉问题有很深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
于流形基本群与曲率的关系,后来发表在著名杂志Annals of Mathematics上。丘成
桐一向来非常关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他自己培养的5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80年代,当时在国内不太出名的丁伟岳、张恭庆就被丘成桐邀请到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参加讨论班,并为丘成桐教授整理讲课笔记,他们后来在几何分析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都评上了院士。)
    记者:您最近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提到北京大学对中国其它大学的打压令
人很灰心,并且特别提到中山大学一位学者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
,却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打压。这位中山大学的学者是指朱熹平教授吗?
    丘成桐:朱熹平的工作是海内外中国学者中做流形几何做得最好的。2002年在北京
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内的演讲人大部分是东道主中国数学会自己推荐的。当
时让中国数学会推荐做一小时大会报告的学者,推荐的是田刚。还有45分钟报告的
演讲人推荐了7个,大部分是北京的。朱熹平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哈佛数学系今年
就一致通过以最为礼遇的方式邀请朱教授来访问半年),却没有接到邀请。还有南
京大学的程崇庆,他研究动力系统的Arnold diffusion的问题,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很多人做不出来,他做成功了。他也没有被邀请。
    (记者注: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得菲尔兹奖、做一小时大会报告和45分钟分会报告,
是数学家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前,中国内地仅有华
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等6位著名数学家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而被邀请做1
小时大会报告的华人科学家仅有数学大师陈省身和丘成桐等4人,1983年丘成桐获得
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至今仍是华人中的唯一获奖者。丘成桐一直
比较欣赏朱熹平和程崇庆。2004年12月,浙江大学刘克峰、中山大学朱熹平分别获
得了华人数学界最高荣誉"晨兴数学奖"中的金、银奖。而在他们之前,内地获奖者
仅有程崇庆、席南华两人:分别获得1998年第一届"晨兴数学奖"银奖和2001年第二
届"晨兴数学奖"银奖。据介绍,"晨兴数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主要表彰45岁以下
在理论及应用数学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数学家,由全国高校数学系及杰出数学
家提名,对候选人反复筛选,再提交由非华裔知名数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评
鉴,产生最后的获奖者。)
    记者:您的意思是田刚不应该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大会报告?
 
    丘成桐:我批评田刚和北大数学系是因为我认为这十年来的全国数学学风浮夸,与
他们作风有密切关系。田刚的学问距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相差很远,即使在所谓几何
分析这个微分几何的分支领域里,他在中青年学者队伍中也只能排在十几名开外。
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演讲,是中国数学会推荐的,当时北大和他们的同路
人操纵了整个中国数学会。然后又通过媒体讲,田刚应该拿菲尔兹奖。当时我在杭
州,有中学生问我,田刚为什么没有拿到菲尔兹奖?我很惊讶,连中学生都有能力
批评菲尔兹奖了。田刚的学问根本达不到菲尔兹奖的水平,差得远呢。1998年菲尔
兹奖的评选委员会成员为:Yuri Manin, John Ball, John Coates, J.J.Duisterm
aat, Michael Freedman, Jurg Frohlich, Robert Macpherson, Kyoji Saito, St
eve Smale,这些都是有名望的数学家,主席Manin是几何学专家,尤其是Gromov-W
itten不变量的专家,对田刚的工作最为清楚,评价不好。我的中国学生工作比田刚
杰出的有李骏和刘克峰,他们都很踏实,不喜欢作自我宣传,一般媒体不了解他们
    记者:传闻北大对您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您的学生田刚有所不满,认为您是无中生
有,事实是怎样呢?
    丘成桐: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田刚的数学工作,他的想法大部分都由
我教导而成。北大的几位数学院士对田刚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中间的两位
虽属几何分析领域,只是在二十年前赴美在我的讨论班上听讲,帮忙整理我的讲课
笔记,跟着做些研究。他们对近十年的发展不甚了然。另一位则是依靠近亲的极力
支持等因素才当上数学院士的。田刚在国外所获得的奖都由我帮忙得到的,比如Wa
terman奖,就好比国内的杰出青年基金。当时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的数学家是美国数
学会主席,我的好朋友Graham教授。最近我和他聊起,他说此前从来没听说过田刚
,可是就在提名截此前最后一刻,收到了我写的一封非常强力的推荐信,正是依靠
我的推荐信,Graham才决定把Waterman奖授予田刚。Veblen奖的水平比较高,评选
委员会主席认为田刚关于量子上同调的工作太简单,还不够格,我力排众议地替田
刚争取到了这个奖。但是主席说他本人不觉得田刚的工作重要,要我负责写田刚的
工作,但是只能提他在凯勒-爱因斯坦度量方面的工作,现在想来我过分的提拔他是
一个错误的做法,当时田告诉我许多结果,说他很轻松就能得到,但后来我才发现
,这些工作要么根本就是错了,要么根本从来没写下来,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
本希望他日后能为发展中国数学出力,但他日后的蜕变更令人痛心。他不仅胁迫不
少年轻人在论文上署上他的名字,窃取他人学术成果,还多次利用自己的名声替自
己谋求私利。如今他觉得自己成了天才,可以公然凌驾于学术和道德规范之上。写
文章错误连连,却从不修改。他以前曾经每周三次到我家中,我把一些重要的思想
教给他,他只字不提的用在了自己的文章里,完全当作自己的成果。更令人气愤的
是,最近甚至抄袭我和德国一个数学家的著名论文,略加一点点推广就说全部结果
都是他做的。而他对这个领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当年肖荫堂教授也多次指责田抄
袭他的工作,还给我写信揭露田(注:丘教授当场向记者出示了当年肖教授写给他的
两封信),我为了保护他,不惜违背老朋友的意思。我把田刚极力推荐给我的朋友S
inger,帮助田在MIT当上了教授,使他一步登天。没想到他从此开始沾沾自喜,自
以为是了。我劝过他很多次,为人治学切不可腐败,可是他根本不听。他的所作所
为已经对国内的科研风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年轻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作为老
师,我既然一手提拔他,使他成名,也该为他今日的作风负责任,所以指出他的错
误。

丘成桐——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